张大彪最后还是被警卫员强行按在街边的石阶上，让卫生员把胳膊上的伤口给包扎了。

卫生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手抖得厉害，棉球蘸著碘酒往伤口上擦的时候，张大彪的眉头都没皱一下，倒是卫生员自己额头冒出一层汗。

“营长，这口子挺深，得缝几针。”

“缝。”张大彪把胳膊往他跟前一伸，“麻利点。”

卫生员从急救包里掏出针线，针是弯的，线是黑线，也不知道是从哪床棉被上拆下来的。他的手还在抖，针扎进皮肉的时候，张大彪的胳膊不自觉地绷紧了一下，但没吭声。

一针，两针，三针。

卫生员缝到第四针的时候，手终於不抖了。

“营长，好了。”

张大彪低头看了一眼，胳膊上歪歪扭扭地爬著一串黑线，针脚有大有小，跟蜈蚣似的。他没说什么，把袖子放下来，站起来就往医疗站的方向走。

医疗站设在城隍庙里。

庙不大，前后两进，前殿供著城隍爷的神像，后殿原本是道士的住处，现在被临时徵用了。张大彪走进前殿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钉在原地。

神像脚下，並排躺著六个人。

他们身上盖著白布，从头盖到脚，白布不够长，有的露著脚，有的露著手。露在外面的脚上还穿著草鞋，鞋底沾著泥和血，已经干透了，发黑。

张大彪认出了那双草鞋。

那是二连三排七班班长刘大柱的脚。刘大柱是去年秋天入伍的，家在南边，过黄河逃难过来的。他入伍的时候脚上就穿著这双草鞋，问他为啥不换一双，他说这是他从老家带出来的唯一一双鞋，穿惯了，捨不得换。

现在他不用换了。

张大彪站在那，看著那双草鞋，看了很久。

二连长从后殿出来，看到他，走过来，站在他旁边，没说话。

“名单统计出来了吗？”张大彪问。

“统计出来了。”二连长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过来，“牺牲的十七个，重伤的六个，轻伤的不算，都在上面了。”

张大彪接过那张纸，低头看。

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是用铅笔写的，有些地方被汗浸湿了，墨跡洇开，看不太清。但他能看清那些名字：

刘大柱，二连三排七班班长，二十八岁，河北人。

王石头，二连一排二班战士，二十一岁，山西人。

李满仓，二连二排四班战士，二十四岁，河南人。

赵小栓，二连三排八班战士，十九岁，山东人。

……

十七个名字，十七个人。

张大彪一个一个看过去，看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的手指停在纸上。

最后一个名字是：孙铁蛋，二连二排五班战士，十七岁，河北人。

孙铁蛋是三个月前才补进二连的。来的时候瘦得跟麻秆似的，个子还没步枪高，吃饭的时候端著碗蹲在墙根底下，谁跟他说话他都低著头不敢应声。第一次实弹射击，他打了五发子弹，全脱靶，回来躲在被窝里哭了半宿。

三个月后的今天，他死在十字路口东南角那座民房的二楼。

卫生员说，孙铁蛋身上中了三枪，胸口一枪，肚子一枪，还有一枪打在脸上。他是从窗户口栽下来的，掉在街上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张大彪把那张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重伤的六个，能救回来几个？”

二连长沉默了一下：“卫生员说，有三个怕是够呛。有一个肠子被打穿了，现在还在后殿躺著，烧得厉害，能不能挺过今晚，难说。”

张大彪朝后殿走去。

后殿里，六个重伤员躺在临时搭起的门板上，每个人身边都蹲著一个战士，有的在餵水，有的在换药，有的就那么蹲著，不知道该干什么。

张大彪走到那个肠子被打穿的战士跟前。

战士的脸烧得通红，嘴唇乾裂，眼睛半睁著，眼珠子浑浊得不像活人。他的肚子被纱布缠著，纱布上洇出一大片黄褐色的印子，那是脓和血混在一起的顏色。

“卫生员呢？”张大彪问。

“去熬药了。”蹲在旁边的战士抬起头，是个年轻的兵，脸上还带著没擦乾净的血跡，“营长，他……他能活吗？”

张大彪没回答。

他蹲下来，伸手摸了摸那个重伤员的额头。烫得嚇人。

重伤员的眼皮动了动，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好像认出了张大彪。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只发出一点嘶哑的气音。

“別说话。”张大彪说，“省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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