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张红旗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

他只是平静地看著那个傲慢的法国评论家，甚至还对著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个礼貌性的笑容。

然后，他转过头，用中文对自己的团队平静地说道：

“他说得对。”

“我们的確带来了好酒。”

“但不是给他们这种人喝的。”

“从现在起，所有人保持安静。不要跟任何人发生爭执，不要接受任何记者的採访。我们用作品说话。”

当晚，在电影节的开幕酒会上，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更加明显。

巨大的宴会厅里，名流云集，星光璀璨。

好莱坞的巨星，欧洲的艺术大师，全世界的顶级片商都在这里谈笑风生，推杯换盏。

而《红高粱》剧组的一行人，就像一群穿著漂亮礼服的透明人，尷尬地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没有一个记者把镜头对准他们，没有一个片商过来跟他们搭话。

他们手里端著香檳，却一口都喝不下去，只能眼睁睁地看著属於別人的繁华。

第二天，那位傲慢的评论家皮埃尔·杜邦，在他主编的《电影手册》专栏上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

文章的標题是，《坎城需要的是艺术，而不是异国情调》。

文章里，他不点名地批评了选片委员会。

认为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世界性”和“多元化”，把一些“完全不具备现代电影语法”的“来自农业国家的宣传作品”也选进了主竞赛单元。

他认为，这是“对法兰西艺术精神的褻瀆”，是“一种虚偽的政治正確”。

这篇文章，在电影节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討论。

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就是那部来自红色中国的《红高粱》。

还没上映，这部电影就已经被贴上了“政治正確產物”和“艺术价值低下”的双重负面標籤。

面对这种恶意的舆论攻击，张红旗的应对只有一句话。

“不回应，不解释，不理睬。”

他命令团队里所有的人，都待在酒店里，不准外出。

所有媒体的採访请求，一概拒绝。

在所有人都觉得，张红旗这是被打击到，准备躺平认输的时候。

他却在酒店的套房里，秘密启动了他的b计划。

他通过华纳兄弟欧洲分公司的关係，以一个小时一万美金的天价租下了正对著地中海的坎城最豪华的卡尔顿酒店顶楼的露天平台。

然后，他打了一个越洋电话回北京。

“让货运公司，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酒厂里存著的那批高粱，还有那一百个特製的黑陶大酒罈，给我空运到尼斯来。不计成本！”

在电影首映的前一天晚上。

一份设计奇特的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的请柬，被悄悄地送到了坎城一百位最挑剔，最先锋，也最富冒险精神的独立影评人、艺术院线买家和b级片导演的手中。

请柬的材质，是粗糙的牛皮纸。

上面没有印任何电影的名字和剧照。

只有一片用血红色墨水，手绘的正在燃烧的高粱图案。

图案下面，印著一句话，用的是英文和法文双语。

“周三晚上九点，卡尔顿酒店天台，来品尝东方的烈火。”

“胆小者勿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