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他来了以后，很多人就开始不见了。”

“他拿的是外头的章，也从来不签字，但每次都是他决定，谁讲完留下，谁讲完刪掉。”

“他不是讲述人，他是清除人。”

录音到这儿断了。

那天晚上的四合院，没人敢提“档案”两个字。

档案局爆炸的那一晚，城南天黑得比平时快些，云压得低，空气里满是潮水味。

豆豆回来的时候，裤腿上还沾著灰。她从后座拖出一卷录像机碎片，说是在档案局东楼火场后门找的，外壳烧焦，但电池槽还没彻底化，编號是“fz-06”。

雷坤用抹布擦了一遍外壳，把那段编號抄在了本子上。

“不是档案用的，是內部拷录的设备。”

豆豆点头：“像是有人拷走录像之后，临时留的备份，但来不及处理，跟著烧了。”

王大栓那边刚回，从刑技科带回来两张照片，一张是档案局內爆炸点轨跡图，火苗从柜底引起，向上扩散，说明是从下往上泼的；另一张是火场走廊监控残图，模糊不清，但有个穿著雨衣的背影，走路带著一点外八，右手明显提著重物。

时间点，精確在凌晨三点十八。

雷坤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带东西进去的，不是抢，而是埋。”

“他知道烧的是什么，也知道怎么让这档案『自然』损毁。”

豆豆补一句：“而且走的是后门。值班保安说锁没动过，说明是內部通道。”

雷坤没接话，把那张照片拿订书机订进“第六人”卷宗里，翻到最后一页，贴上一张白纸，写上：

“3：18——档案终结时间。”

那天晚上，小禾在后院墙上刷上了新的红字，但这次不是人名，也不是合同，是一句话：

“档案会烧，故事不会。”

墙刷完没两小时，院门口来了人。

人是陌生的，但手上拿著四合院发的通行证。豆豆看了眼，是前档案局“老后勤”赵春生的外甥，说是送一封信。

信是昨天早上在赵家桌上发现的，信封上写了两个字：“雷坤”。

豆豆打开一看，是一封写得工工整整的遗书，没有情绪，没有解释，只有一条：

“档案是我开的，是我藏的。不是为谁，是为自己能活。”

“有些话，只能藏在地址里。”

信纸的最后，写著一个编號：w3-12-3。

没地址，没街名，只有这个。

雷坤接过信纸，盯著那串编號看了半天。

w3不是路，不是栋，也不是办公室编號，更像是——仓库排位號。

豆豆反应过来：“爷，这是不是老文物局那边的编號方式？”

“以前他们用w表示西仓，3是仓区號，12是排號，3是架號。”

王大栓立马打电话联繫了老城管库房，那边果然有个西三號文物仓，归文保站管理，但2015年起被征作政府临时资料转运处，后来没人再查。

仓库就在市西郊五里坪外，一片老厂区里头，晚上人跡罕至，巡逻车也少。

雷坤当晚没回院，连夜带人去了五里坪。

厂区大门已经废了，铁门半开，仓库外墙是斑驳的灰白水泥皮，屋顶一角塌了。w3-12-3编號的那间，外头贴著“安全封闭区”封条，但纸早黄了，估计两年没换。

王大栓破门进去，屋內一股潮湿发霉味扑鼻。

架子一排排全在，编號没换，但纸箱杂乱，光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人打理。

他们按架號找到了“w3-12-3”，是靠角落最里那排，贴著墙。架子最下层，一个红色牛皮纸档案袋立在角落，边缘破了，標籤上写著“口述项目备用份”。

雷坤戴著手套，蹲下身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本厚厚的审批手稿册子，封皮脱落，第一页贴著合同抄录影印，落款为：市文联书记处。

雷坤翻开第一页，下面压著一张照片。

是八五年广播塔楼项目开工前的施工现场照。

照片中央，有一个正对镜头的人，穿风衣，面无笑意，站姿笔直。背景模糊，头顶是“文化讲述特派组”横幅。

照片背面写著一句话：

“范某：实际操作第一阶段全纪录者。”

豆豆凑过去一看：“爷，是他。”

雷坤轻轻点头。

手指翻过照片，接下来是厚厚的一叠听审记录，均为手抄笔跡，抬头时间从84年底持续到86年，地点为市文联第三会议室。

其中一页写著“地下工程作业现场听证整理”，后头是一大段：“——当晚已浇注，混凝土未乾，照样推进施工。协调负责人表示『先压掉再写人』……”

整页没有署名。

雷坤翻到最后几页，在一页记录边角看到一行小字，几乎快看不清：

“已移交：fz小组第二人员。”

雷坤反覆读了三遍，“第二人员”这四个字，跟前面录像里的“085-f”任务代號对上了。

也就是说，“范某”不是一个人。

他有同组人，有备份操作员。

也就是，还有“第七人”。

王大栓在角落纸箱里又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文化讲述口述整理分项记录”，目录一栏写著：第四页，地下塔楼录音摘要。

他们把那页翻开，页边压著一张標籤，掉了半截。页面上只有短短几行：

“录音编號hz-099，內容为当事工人原话复述，情绪激烈。”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