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算再埋一次。”

那天墙上最后贴上去的，是那封信的复印件。

红框圈了一句话：

“如无问题，可按无记录处理。”

豆豆在旁边加了一行：

“可是我们找到了。”

“问题就在这些『无记录』里。”

清晨五点，四合院还没完全亮起来，但墙边那一排照片已经站满了。不是人，是一张张无名的脸。一张脸一张纸，一块红色的標条贴在下面，上面什么也没写，就空著。

贴的时候，豆豆手脚没停，脑子却有点乱。她不是记不住这些人，而是记不清到底该怎么记。他们没有名，没有登记表，没有出场顺序，像是从哪一页边角漏下来的渣，却也是实打实地出现了，站到了所有人的前面。

雷坤没睡，就坐在墙根那张老藤椅上，脑袋靠著木墙，一夜没合眼。他也没说贴多少，也没问这些人是谁。他只拿著那封旧信，一遍一遍看，那行写著“如无问题，可按无记录处理”的字像是钉子，一直往脑子里钻。

这不是谁写错一句话的问题，这是他们当初就打算让这些人一开始就“別存在”。

豆豆整理完照片，又翻出昨晚在广播塔门后那个屋子里找到的一小本速记本。那本子是用针线装的，纸边全卷了，封皮上印的是“会议记录用”，但里面不是会议，是一份“清退建议”。每一页只写了一个事：建议封存、建议调档、建议回收、建议销毁。

第一页写的，是一个讲述人，说该人讲述內容偏离官方描述方向，建议暂停並重新评估背景情况。后头加了一行：“如无必要，不再恢復。”那句“如无必要”，豆豆念了三遍，最后咬著牙合上本子。

雷坤看著她，把菸灰抖进地上的铜碗里，只问了句：“这些资料，都带回了？”

豆豆点头：“除了门口那张木架子太大，搬不回来，剩下的全带了。”

王大栓从后院拎了一桶水过来，一边清理桌上的泥灰一边说：“爷，刚才我又对了一下塔边的那块地基图。”

“那地方，当初应该还有一间平房，是广播塔施工前的设备转运室。”

“可我们昨天开的那间屋，不像是转运室。”

“它太窄，太深，像是临时封起来的档案堆场。”

雷坤没有回应，只是起身走到墙前，把其中一张照片重新钉了钉。

那是一张模糊的侧脸照，男人戴著帽子，身上掛著编號牌，手里拿著一沓纸。背景模糊，只能看出是工地现场。豆豆昨晚翻过，那张照片背面写著“参与者无编號，不进入讲述流程”。

她当时看的发愣，一个人出现在工地现场，却被写成“无编號”，连身份都不给。这样的身份，是他们剪下来的第一刀。

贴完照片，雷坤让人把那张老信也贴了上去。不是复印件，是原件，压在照片中间那张空格里。那封信，就是从头到尾把这些人抹掉的罪证。墙上的红线从最左一直拉到最右，线头绕了两圈，像是血带。

中午，四合院里来了个陌生人，穿著一件白褂子，像是退休老干部，没拿东西，只是在墙边站了一会儿，最后掏出一张折的极细的纸，递给豆豆。

纸是旧的，信封外写著“私留”，里面是一张名单，上面名字都打了叉，每个名字后头写著一句话：“未进表格”。这些名字，豆豆没一个见过，但上头那句落款字她记的很清楚。

那是“第一批讲述名单备查人建议”。

建议？是建议谁活谁死，谁记的谁不记。

雷坤看完，没多说，把纸接过，贴上墙角最右那列。

那里本来是空的，是给未来预留的。现在满了。

到了晚上，墙边那排灯全亮了。灯光下的照片一张一张清晰起来，红色的標记，白纸的背影，黑白的面孔，还有那封写著“按无记录处理”的信。

院子外头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穿制服的，有穿便装的，有拿相机的，还有手里抱著资料袋的，谁也不说话，站一会儿就走。

豆豆站在墙前，一页页抄著那本速记记录，写到手指僵了才停。

王大栓坐在树下，说：“爷，要不歇一会？”

雷坤没答。

他看著那墙，像是看到了那年夏天那些没进表的人，坐在会议室里，等著轮到自己讲，可名字却被划了。讲述没开始，他们就被刪了。

夜里，豆豆把那张写满被刪除名字的名单贴上去时，墙边围了五六个人，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过来认人的。

他们不说话，只看。有人眼里有点东西，可什么也没掉下来。

雷坤没让人清人，只是说了一句：“想站就站，別动墙。”

凌晨一点，院里安静的出奇。

豆豆在记录簿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这些名字，今天被记住了。”

“即使他们当年被建议『不需要』。”

“今天，有了墙，他们就是必要的。”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眼。

雷坤坐在不远的桌边，拿著那张被建议封存的名单，盯了许久。

他知道，墙上这批照片，没有一个能从官方渠道查到身份。

也没有哪个单位愿意认领。

可他们出现过，就不能算没来过。

这面墙，贴不上他们的名字，就用一张一张照片把他们记住。

有些人，是用命留下一个角落。这个角落不能没声。

雨是在第二天下午落下来的。

四合院的砖地一整天都潮，墙角那桶石灰没盖盖，水汽一渗，边角就结了壳。豆豆把昨晚那批新贴的照片又用油纸包了层，一张张压在墙上，红线重绕了一遍，像是缝补，又像封口。

雷坤没出门，他把广播塔下那批东西全理了一遍，又翻出了老早前那本记录簿，是最初查帐时候留下的，封皮都快掉了。那时候他们只查財务数据，可现在翻回来一看，这些数字后面，藏的远不是帐本能算的清的。

他在第十三页停下了。那一页上有笔记，是三年前某个文化项目结算单上的名字，当时没注意，写的模糊，现在重新看，却发现那名字正好出现在最近墙上某张老照片背后。

那人名下的项目款，批了三次，用的却是不同的用途名目。第一次是“口述补助”，第二次是“文化顾问评审费”，第三次是“遗属资料整理补贴”。

三种款，三次申请，可人只有一个——而且那人，雷坤记的，是八年前的死亡名单里头的。

也就是说，一个早就不在人世的讲述人，在帐上活了三次。

这不是巧合。

豆豆翻了文化厅的审批记录，发现那三笔帐，每一笔都过了不同组的手签。有的是政务组批的，有的是口述工程办签的，还有一个乾脆写著“项目覆核建议照批”。

所有单据都合规，每一栏都有章，可唯独那个人——没有在任何一年的文化顾问聘用名单里。

也就是说，这人根本没上岗过，却三次拿了“岗位补贴”。

雷坤把这页撕下来，贴在墙的右下角。

照片下方，一张表格被剪成了碎段，重新拼起来，纸缝处用红笔写了两个字：假活。

豆豆看著那几个字，心里发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