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爷子总觉得心里头不踏实，像有根针在里头扎。儿子大勇说是去帮村委会外出办事，这都几天了，音信全无。

打他电话，一开始是没人接，后来乾脆就关机了。这不像他儿子的性子，大勇虽然倔，但做事有分寸，绝不会连著几天不给家里消息，更別说让老父亲这么干著急。

他问儿媳妇，儿媳妇眼神躲闪，只说“爸，大勇没事，就是办事忙”，可那苍白的脸色和红肿的眼圈骗不了人。

老爷子一辈子经歷的风浪多了，沉下脸，那双经歷过枪林弹雨的眼睛盯著儿媳妇，不说话，就那么看著。最终，儿媳妇扛不住那沉重的目光，“哇”一声哭了出来，断断续续地把事情说了个大概——去工地討说法，被打伤，被抓，现在……现在人在医院，情况不好。

老爷子听完，脸上深刻的皱纹像是瞬间又深了几分，他没有骂，也没有哭，只是沉默地站起身，回到自己屋里，翻出了那口旧樟木箱子。箱子里，整整齐齐叠放著一套洗得发白、却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旧军装，上面放著一顶同样洗旧的军帽，帽徽已经卸下，但印记犹在。他伸出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军装，动作缓慢而郑重。

“走吧，带我去看看大勇。”他对儿媳妇说，声音嘶哑，却异常平静。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柳村的老村长和几个村民或蹲或站，个个愁云惨雾。

看到周老爷子在儿媳妇的搀扶下走来，所有人都愣住了，隨即羞愧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老村长嘴唇哆嗦著，想开口，却不知从何说起。

“老爷子，我们……我们没护住大勇……”一个村民哽咽著。

周老爷子摆了摆手，目光越过他们，落在重症监护室那扇紧闭的门上。“我儿子，怎么样了？”他问，声音不大，却带著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正说著，医生从里面出来，面色凝重地告知了周大勇的情况：急性脑部疾病，刚做完手术，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后续治疗费用，初步估算至少还需要五十万左右，让家属做好准备。

五十万！这个数字像一记重锤，砸在在场每一个村民的心上。之前抢救和手术的钱，已经是村里几十户人家你一百我五十硬凑出来的，如今这五十万，对於这个並不富裕的村庄来说，无异於天文数字。绝望的气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走廊。

就在这时，一阵略显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陈立言在邓一川和几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快步走了过来。

他刚刚结束向沙瑞金的紧急匯报，便立刻赶到了医院。

“情况怎么样？”陈立言直接问医生，眉头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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