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纪委专案组的约谈室，安静得能听到心跳声。高育良坐在那张特製的椅子上，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双手平稳地交叠放在桌面上，仿佛不是在接受组织审查，而是在主持一场重要的学术研討会。他甚至还特意换上了一身深色中山装，更显沉稳儒雅。面对专案组组长和几位资深办案员，他神色平静，眼神深邃，带著一种歷经风雨的淡然。

“育良同志，今天我们请你来，是想就一些歷史问题，以及你担任政法委书记期间的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核实。”专案组组长的语气平和，但目光如炬，牢牢锁定著高育良。

高育良微微頷首，露出一丝略带歉意的微笑：“组长同志，各位同志，非常感谢组织的信任，给我这个说明情况的机会。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我深知配合调查是应尽的义务。对於汉东省，特別是林州市过去一段时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为曾经的亲歷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我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他开场便以退为进，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將问题的性质定调在“发展中的问题”和“领导责任”层面，而非个人违纪违法。

“关於吕州时期的一些土地出让和开发项目，”组长切入正题，“比如『月牙湖周边地块』、『城北新区三號地块』的出让，当时有反映指出，程序上存在一些瑕疵，最终受益方也与某些特定企业关联度很高。你作为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如何把握和决策的？”

高育良似乎早有准备，他轻轻推了推鼻樑上的金丝眼镜，语调不疾不徐：“组长同志，谈到林州，我们必须要放到当时的歷史背景下来看。那个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摸著石头过河』。林州底子薄，財政困难，招商引资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资本，盘活土地资源，加快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现在看来，有些程序可能不够完善，甚至存在『先上车后补票』的情况，但这在当时特定的发展阶段，是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说是时代的局限性。”

他巧妙地將具体问题模糊化、普遍化，归咎於“歷史条件”和“时代局限性”，將自己置於一个“顺应大势”的位置。

“那么，在干部提拔任用方面呢？”另一位办案员追问，“比如，当时破格提拔担任吕州市財政局局长的王伯君同志，以及后来调到省里、与赵安邦关係密切的几位干部，他们的选拔过程，是否存在因人设岗、任人唯亲的情况？”

“干部工作，最重要的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高育良侃侃而谈，“王伯君同志虽然学歷不算最高，但基层经验丰富，处理复杂財政问题的能力很强，这在当时是得到班子多数同志认可的。至於后来他们与其他同志的工作关係，那是他们个人的交往，我作为老领导，不可能也没办法过多干涉。只能说，在用人方面，我可能更看重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时对干部的思想动態和『八小时之外』的情况跟踪了解不够深入，存在『用人失察』的责任。”

他再次將可能的指控，化解为“用人失察”这种可轻可重的领导责任，並暗示问题出在干部自身后续的变化，与他当时的选拔无关。

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高育良始终保持著这种“承认负有领导责任，但否认个人具体违纪”的姿態。他引经据典，谈哲学，谈经济学，谈干部管理艺术，言语逻辑严密，几乎滴水不漏。他试图构建一个“虽有工作失误，但初衷是好的，且是时代共性”的悲情改革者形象，试图用理论和情怀的迷雾，掩盖可能的权钱交易实质。

专案组组长静静地听著，没有打断，直到高育良关於“政法委书记工作”的阐述告一段落。

“育良同志，你的理论水平很高，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很深刻。”组长缓缓开口，语气依旧平和，但眼神锐利如刀，“但是，我们办案，靠的不是理论，而是证据。是靠一桩桩、一件件具体的事实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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