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罗马民族

王宫书房的烛火摇曳，將康斯坦丁与帕帕里戈普洛斯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形成两道交错的剪影。

桌上摊开的《希腊民族史》旁，放著康斯坦丁亲笔撰写的“新罗马认同构想”草稿，还在等待被討论、被修正。

这场关於民族认同的对话，已从午后持续到深夜。

帕帕里戈普洛斯將眼镜摘下，用布轻轻擦拭镜片，语气中带著几分坚持：“陛下，我的《希腊民族史》並非刻意构建“纯粹血脉”，而是为了驳斥法尔梅赖尔的谬论。他声称现代希腊人是斯拉夫人后裔，与古典希腊人无关，这是在从根源上否定我们存在的合法性。我必须证明，从荷马时代到1821年独立战爭，讲希腊语的人及其文化精髓从未断绝。语言、哲学、艺术，这些是我们的文化火种，一旦承认其断裂，希腊就成了欧洲文明的品。”

帕帕里戈普洛斯的理论，本质是一场针对西方质疑的“歷史辩护”。他的核心目標是反击法尔梅赖尔的“种族灭绝论”，为现代希腊爭取继承古典遗產的合法性。

为达成这一目標，他构建了一套单一线性的民族发展史：一方面极力论证“绝对的文化连续性”，从荷马时期的诗人到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家，再到东罗马的学者与1821年的革命者，他將所有讲希腊语、传承希腊文化的群体串联起来，塑造出“文化火种永不熄灭”的敘事；另一方面，他对东罗马进行“希腊化”重塑，承认其基督教信仰与罗马法统，却將其內核重新定义为“希腊精神的基督教阶段”，强调东罗马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传承古希腊哲学（即便多为经院式解读），並將其塑造为“东方基督教文明堡垒”，以此弱化西欧对东罗马“墮落罗马”的鄙视，赋予其“希腊民族中世纪英雄时代”的定位。

为维护这套“民族纯粹”的敘事，帕帕里戈普洛斯不得不进行“选择性遗忘”：他淡化东罗马早期对拉丁罗马法律、行政、军事架构的继承，將“罗马”简化为空洞的帝国头衔；忽略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族群对巴尔干半岛的深刻影响，將这些影响视为歷史“杂质”；甚至刻意淡化奥斯曼统治时期的文化交融，避免与“受压迫-反抗-復兴”的民族主义主线衝突。

这套理论对当下的希腊，既是支撑也是锁。

在积极层面，它成功击退了西方对希腊合法性的质疑，为新生国家提供了急需的凝聚力与自信心，让希腊人在独立后混乱的局势中找到了文化归属感。

但从现实治理来看，其局限性已愈发明显：它將“希腊性”的黄金標准锁定在古典时代，让后世所有文化创造都沦为对古典荣光的“继承”，压制了现代希腊的文化创新活力；通过定义“纯粹”的传承脉络，隱含地將不说希腊语、不信东正教的群体排除在核心民族之外，直接导致希腊在处理新领土斯拉夫人、穆斯林等族群时，难以採取包容的公民国家模式，只能依赖同化或排斥，为族群衝突埋下隱患。

康斯坦丁听完后严肃地说道：“教授，我理解您的初衷。在希腊刚独立时，这份辩护是必要的，它为国家贏得了凝聚力。但现在，我们接管了新领土，面临看斯拉夫人、穆斯林等不同族群的整合问题，您的理论似乎—有些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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