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夜晚宿营，李来亨便会雷打不动地在营中开设“夜课”。这也是《纪效新书》中戚继光极力倡导的做法：“每晚士兵归伍，甲长会集本甲，查点人数，念禁约一遍。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甲长一句一句教他念熟，必使人人熟记，犯者不恕。”

李来亨便以此为蓝本，一方面，他让方助仁將《纪效新书》中关於行军、扎营、训练、作战、奖惩等方面的军法条令，摘抄出来，儘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释，他计划后续將这些內容在军官中宣讲学习，並逐步向基层伍长、什长推广，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套更简明、更符合自己部队实际情况的军规纪律，但目前方助仁摘抄的版本，於他看来仍嫌文气过重，还有待进一步的简化。

另一面，他亲自主持，由方助仁具体操持，自各部抽调些许年轻识字士卒，及有向学之心之老兵，教其认读基础军令、地名、数字及常用字词。

在这一过程中，李来亨也惊讶地发现，明代普通民眾的识字率，似乎並没有他想像中那么不堪。因为科举制度的深远影响，许多人即便家境贫寒，也或多或少接触过一些开蒙教育，而明军的边军体系在彻底崩坏前也是会教士兵认一些简单的军令，因此营中能认得几百个常用字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大多停留在“认”的层面，会“写”的不多。

而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往往是那些年纪稍长、约莫在万历年间出生的老卒，识字率反而相对较高，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稀还记得幼时上过几天私塾或村学时的情景。

反倒是像赵铁正这样天启、崇禎年间出生，成长於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年代的年轻人，文盲的比例更高。从这个角度看，孙有福那样能读写大半《三字经》、《千字文》的年轻人，確实算得上是军中难得的“知识分子”了。

除了识字，李来亨还会给士兵们讲些小故事。他起初讲得最多的，还是祖逖北伐中原、张议潮收回河西、岳武穆壮志难酬这些传统意义上忠勇报国、捨生取义的英雄事跡，试图以此来凝聚军心，提升士气。不过讲著讲著，他也慢慢察觉到了讲这些故事背后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跟大伙讲这种英雄抗击胡虏的故事，大伙都一致觉得英雄好、胡虏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觉得那些跟英雄们做对的朝廷太混蛋，但是问大伙自己跟这些英雄事跡间有什么关係，似乎又都懵懵懂懂隔了一层，而且这些故事偽明也讲，偽明时期甚至宣传为了抗击胡人，大伙就该忍受俄肚子打仗，那到底该不该饿著肚子抗韃，李来亨觉得不该，但他现在自己都没法说清这事。

二是大顺和偽明间的关係到底是怎样的，大顺讲抗胡，但是偽明也讲，而且纯论抗击胡人，从实际上来说明廷在之前的十多年里確实是实际上的抗清主力，有时候一些出身明边军的老兵听完这些故事后，眼神便显怪异。因此他不得不把水滸传里英雄好汉们被官逼民反、济富济贫的几个故事也杂糅进故事集里，效果確实还不错。

但这次是李来亨自己不由得要多想了，到了明末这个时代，因为之前已经有了陈胜、张角、黄巢等诸多案例，甚至明太祖自己就是造反出身的，贪官污吏混蛋后人民有造反杀官的权利，属於虽然书上还是大逆不道，但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种社会共识，哪怕偽明朝廷，稍微要点良心和脸面的官员一般也都承认造反的大多数人“亦朝廷之赤子”。

问题是造反之后怎么办，除了求詔安外没有第二种成体系的敘事，甚至在大顺內部这种思潮依然根深蒂固。

你问永昌天子自己为什么不受詔安？自是不同的！那是因为永昌天子自己也是承天运之人，多次大难不死证明他合该承接天命登基为帝。

那些投降过来的明军官兵很多依然不是真的认同大顺“奉天倡义、替天行道”的政治主张，而是认为天运有变、神器易主，自己早投新主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传统道德观敘事的。

那如果后面永昌天子不能证明自己有天命会怎么样？再退一步，就算大伙因为民族大义不会去投效韃子，那南面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开国招牌就是“驱逐韃虏、收復幽燕”的残明政权，真到了那个时候，大顺的旗號还能再打多久？想到这一层后，李来亨忍不住嘆气，连自己之前以为倚靠穿越者的知识最没有问题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今想来，都是如履薄冰般困难重重。

在夜课讲故事的间隙，他也常常与士兵们拉家常，询问他们的疾苦。当了解到许多士兵因为连日行军，对单调的伙食多少有些怨言后，他还是让人设法从沿途村镇採买或“徵集”一些蔬菜、豆子，隔一天增添顿肉食，给大家改善伙食。倒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让士兵们直接感受到了来自上官的关怀，军心因此安定了不少，短期之效，反较其纯做思想功课为著。

不过，在与士兵们的閒聊中，李来亨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安的苗头。特別是那些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士兵，因为近来不断有家乡失陷、亲人遭难的流言传来，加之大军前途未卜，军心浮动得尤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