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题与起讲，他引史为鑑：“昔周成康以降，典章备而王道微；汉文景之后，富庶极而弊政生。”

犀利地指出根源在於，“守成者徒法先王之跡，而忘製作之心。苟安者徇一时之便，而忽长远之图”。

隨即引用《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但立刻强调“变之有方，通之有时”。

精准地把握住“革新而不弃根本，守旧而不失权宜”的核心矛盾，並將矛头直指当下“冗官未汰，冗费未节，边备未修”的积弊，说明这正是需要“慎守而善进”的关键时刻。

以分股论述，沈砚开始精心构架，层层深入。

论“守成”之真义：“盖守成非固步也，必以儒术正其本。”

他首先拔高“守成”的境界，並非墨守成规，而是坚守儒家仁政的根本。

批判那些主张完全恢復“井田、封建”的泥古之论是“衣夏葛而冬裘”，不切实际

。提出真正的“守成”在於“法其意而非跡”——即效法先王的仁政精神，如尧舜之仁、文武之制，具体举措则是“汰冗员以清仕途，宽民力以蓄財用”，认为这才是抓住了“守成之要”。

论“进取”之实质：“至若进取非莽行也，必以时务观其变。”

沈砚强调进取需务实，审时度势。

以管仲、商鞅为例，说明改革需针对时弊要“审势而行，不徇虚名”。

直接针对当前“西北二边未寧，漕运屡匱”的现实问题，提出“修屯田以实边，导水利以通漕，置常平以恤农”等具体务实的进取之策，以达到“不夺民时而武备足，不竭民膏而国用丰”的效果，称之为“进取之实”。

论“守成”与“进取”的辩证统一：这是全文的升华。

他指出二者“似相反而实相成”，以汉宣帝“霸王道杂之”、唐太宗“纳諫兴利”为例，说明善治者需灵活运用，如同良医“或补或泻，唯视症候”。

尖锐地指出当时两种极端错误，如“执守成而拒革弊，是犹讳疾而忌医。若务进取而轻根本，是犹筑室於沙。”

最终提出他的核心解决方案：“申飭纪纲，使士习廉耻；激励贤才，使官知责任。”如此方能“守成不失於因循，进取不流於躁急”。

收结，他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结，再次强调“守道而能新”的核心理念。

並向皇帝虚擬进言，提出希望：“伏愿圣朝监汉唐之得失，体仁祖之忠厚，操柄於独断而咨諫於群贤。法度则必行於贵近，恩泽必先於鰥寡。”

由此展望“三代之治可期，而百世之业可固”的美好愿景。

最后，沈砚另起一行，写下“结论”二字，对全文进行精炼的概括：

“守成者，守仁政之本；进取者，取时宜之实。二者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偏废则倾，並重则飞。”

整篇策论，草稿反覆修改，增刪数次，力求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引证恰当，文气贯通。

当日影西斜，暮鼓再次三响之时，沈砚终於落下最后一笔。

腕底已酸麻不堪，精神却因极度专注后的鬆弛而感到一种虚脱般的空明。

他再次仔细通读检查全文，確认无错漏、无犯讳、文意通达。

隨后，在胥吏的监督下，严格按照科举流程，糊名、誊录、封装。

看著那份凝聚了他三日心血、尤其是最后一篇倾力之作的硃卷被胥吏收走，他长长吁出了一口气。

所有的都暂时尘埃落定。

提著空了许多的考篮，隨著沉默而疲惫的人流缓缓走出贡院大门。

夕阳的余暉洒在脸上，带来一丝暖意。

杜月娥仍在老地方翘首以盼，一见他，立刻飞奔过来，脸上是如释重负的喜悦和浓浓的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