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在崎嶇的县道上顛簸了近三个小时后，终於驶入了成子湖片区的地界。

四月的水乡本该是生机盎然的，但眼前的景象却让车內原本轻鬆的谈话声渐渐平息。路两旁是连绵的水稻田，田埂歪斜，沟渠淤塞。更远处，成子湖在午后的阳光下泛著灰濛濛的光，湖岸边的村落房屋低矮，不少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砖瓦房，墙皮斑驳脱落。

“前面车子进不去了。”司机回头说道。

周瑾率先下车，严建明、孙连城和隨行人员跟著下来。眼前是一条坑洼的土路，宽不过三米，雨后积著大大小小的水洼，一直延伸到湖边的一个村落。

“就走进去。”周瑾说著，已经迈开步子。

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孙连城注意到，路两边偶尔能看到几栋稍新的两层小楼，但更多的是老旧平房。一些院墙用湖边的芦苇秆扎成，已经东倒西歪。空气中瀰漫著湖水特有的腥味，混杂著禽畜粪便的气息。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蹲著晒太阳，看到这一行人，眼神里透著好奇与戒备。他们穿著洗得发白的旧衣裤，脚上的解放鞋沾满泥浆。

周瑾走上前，在一口老井边蹲下，看了看井沿上深深的绳痕，又探头望了望井里：“还在用这口井？”

一个缺了门牙的老汉含糊地说：“自来水时有时无，还是这井靠得住。”

严建明眉头紧锁，他走到一旁的电线桿下，抬头看著上面杂乱的电线。有几处绝缘胶布已经发黑开裂，在春风中微微晃动。

“这电路该改造了。”他沉声道。

村里的小学是唯一像样的建筑，但墙上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標语已经褪色。正是上课时间，教室里传来老师带著浓重口音的领读声。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听说省里领导来了，慌忙从办公室跑出来，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

“学校多少孩子？老师够吗？”周瑾问。

“六个年级，一百二十三个学生，连我在內七个老师。”校长苦笑著，“英语和音乐课都是我兼的，我也不会，就照著磁带念。”

孙连城走进一间教室。课桌破旧，不少是用长木板搭在砖头上做的。黑板裂了一道缝，用胶带粘著。后墙的学习园地里，孩子们的画用捡来的烟盒纸贴著，画的是湖、船和飞鸟。

一个瘦小的男孩铅笔短得只剩指头长，还在认真地写著作业。孙连城蹲下身，轻声问：“你画的这是什么？”

男孩怯生生地说：“我家的船。爸爸说，等卖了鱼，就给我买新书包。”

从学校出来，周瑾提出要去看看村里的贫困户。村长领著他们来到村西头。低矮的土坯房，屋顶的茅草已经发黑，墙上裂著缝，用泥巴糊著。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张旧木床，蚊帐打著补丁。灶台是土垒的，烧著柴火，满屋烟燻。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躺在床上，盖著薄薄的被子，不住地咳嗽。

老人的儿子，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汉子，侷促地站在一旁，手指绞著衣角。他叫陈老四，以在成子湖打渔为生。

“政府每个月给老母亲九十块钱低保。”陈老四低著头说，“我打渔，好时一天能挣三四十，天不好就出不去。前年想多挣点，跟人借钱买了张新网，结果那年发大水，鱼都跑了，网也破了。债到现在还没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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