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柏林军事学院里的这些前帝国军官而言，对韦格纳及其思想从排斥、好奇到最终某种程度的折服，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续的学习、激烈的辩论和对窗外那个正在重生的国家的观察中，一步步完成的。

最初吸引军官们的是韦格纳思想中蕴含的、令人惊讶的实用性和对德国困境的精准诊断。

当《德国的社会结构与革命前途》一文被有限地传阅时，它在军官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看这里，”

曼施坦因指著其中一段给西克特看，那上面用清晰的笔触写道：

“德国的躯体被三条毒蛇缠绕吸血：

东边的容克地主把持土地，让农民沦为农奴；西边的垄断资本控制工业命脉，將国家拖入一场他们自己发財的战爭；而外国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法国的高利贷者和英国的殖民霸主，正妄图用凡尔赛条约的锁链勒紧我们的脖子，要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不斩断这三条毒蛇，德意志就没有未来。”

曼施坦因放下文稿，

“虽然用词激烈，但……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输掉战爭，难道仅仅是因为军事失误？难道没有后方经济崩溃、社会分裂的原因？”

这份文件还清晰地指出了打破枷锁的路径：

通过彻底的土地革命“把耕者从依附中解放出来”，通过工业国有化“將经济命脉夺回到人民手中”，並採取灵活的外交“利用敌人矛盾，打破孤立围墙”。这种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毫不妥协的行动纲领，让习惯於参谋作业的曼施坦因感到一种智力上的欣赏和震撼。

古德里安则被另一本小册子《论运动战与人民军队》深深吸引。文章里通篇强调：

“战爭的根本目的在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此，必须发挥指战员最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和预见性。反对一成不变的阵线，提倡在决定性的时机和方向上，形成拳头，集中绝对优势的力量消灭敌人，技术是重要的，但决定胜负的是掌握了技术的人，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主观能动性的人。”

“这简直就是在为未来的机械化战爭做理论准备！”

古德里安兴奋地对同僚说，他反覆咀嚼著“主动性”、“灵活性”和“形成拳头”这些词汇，

“韦格纳先生理解速度和精神因素在战爭中的价值，这比我们总参谋部里那些抱著阵地战旧观念的老古董强多了！”

隆美尔则对韦格纳强调的“从实践中学习”、“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印象深刻。

文章里明確写道：

“指挥员的正確的部署来源於正確的决心，正確的决心来源於正確的判断，正確的判断来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於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我们反对那种『闭著眼睛瞎指挥』的指挥员。”

一次观摩人民革命军连级战术演习后，隆美尔与带队军官交流，发现对方对地形、敌情的分析方式，与这原则如出一辙，军官详细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多次侦察、沙盘推演才確定了最终的进攻路线和火力配置。

“他们不是在机械地执行命令，他们在思考！”

隆美尔对西克特感嘆，他回想起自己过去在前线依靠个人观察和直觉进行指挥的经歷，发现这与韦格纳提倡的方法竟有暗合之处，

“这和我们过去那种僵化的、依赖上级详细指令的指挥体系完全不同。如果每个层级都有这样的主动性……”

隆美尔没有说下去，但眼神里充满了对这套强调实践和独立思考的军事哲学的认可。

更深入的討论由此展开，军官们不再简单地爭论“对错”，而是开始探討韦格纳思想的內在逻辑和运作原理。

一次，关於“无產阶级国际主义”与“德国国家利益”之间潜在矛盾的討论异常激烈地展开了。

“我始终无法理解，”

冯·阿尼姆少校皱著眉头，他是传统贵族军官的代表，

“韦格纳一方面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號召世界革命，要『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枷锁』，另一方面，我们却从报纸上读到，他与英国人进行秘密交易，用不侵犯波兰的保证来换取解除封锁，这明显是为了稳固东线，爭取德国的喘息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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