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电报在桌子上摊开，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於清晨抵达，隨附的审讯记录摘要中，那句“我曾给韦格纳同志写信”的字样被红笔圈出，显得格外刺眼。

办公室的窗户敞开著，十月底的冷风灌进来，吹动了桌上的文件。

韦格纳走到窗前，望向南方。

“所以那封信真的存在吗？”

韦格纳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台尔曼將內务部的检索报告推过桌面：

“主席，1919年至1920年间的外文信件归档確实有漏洞。

当时每天有上千封世界各地的来信，很多没有明確寄件人的信件被归入『待处理』类別，后来在档案室搬迁时丟失了一部分。”

台尔曼顿了顿，

“但如果我们真的收到了墨索里尼写的信，应该会有留存记录的。”

“也许墨索里尼用了化名。”

施密特摇了摇头，“或者这封信根本就没送到柏林来。就当时的那个情况，在运输途中出问题是很正常的。”

韦格纳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的三位同志：

“假设那封信真的送到了我的办公桌。

假设我真的读到了一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义大利前社会党人，表达他对德国革命的『钦佩』和『寻求指导』的愿望。

你们认为，我应该怎么回应？”

克朗茨第一个回应，

“我的建议是立刻销毁信件，將此人列入潜在危险分子名单。

一个能在1914年背叛社会党、支持帝国主义战爭的人，同样可能背叛任何信仰。

投机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但当时我们也在试图推动世界革命。”

施密特的声音更冷静，

“从策略上讲，一个在义大利有一定影响力的前左翼分子主动靠近，我们至少可以接触观察，了解义大利国內局势。”

台尔曼辩驳道：

“这种人只会利用我们。

我看审讯记录里他说『我想成为义大利的韦格纳』——这句话暴露了一切。

他要的不是信仰，是个人崇拜；要的不是革命，是个人权力。

这种人一旦进入我们的队伍，只会腐蚀组织，最终在关键时刻背叛组织，窃取革命成果。”

韦格纳等所有人都发表了看法，他接著说道，

“你们都说得对，但都只看到了一个侧面情况。”

韦格纳抽出一支烟，坐下，开始具体分析，

“墨索里尼最早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认为是索雷尔的工团主义暴力崇拜，是尼采式的超人哲学，是民族悲情和革命口號的杂乱拼贴。

他从没有形成完整的、基於歷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

墨索里尼的『主义』永远是工具——用来煽动、用来动员、用来为个人野心服务的工具。”

“1914年他支持战爭，背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1919年他想投靠我们；1920年转向民族主义煽动；1922年与工业资本家、地主、王室媾和。”

韦格纳把手中的烟点燃，

“每一次转向，都精准地踩在对他个人最有利的阶级联盟上。这种人的政治立场没有原则，只有算计。”

“我们再看看墨索里尼的『行动哲学』：

崇尚暴力不是为了解放，是为了震慑；组织黑衫军不是为了保卫工人，是为了打砸工会；建立独裁政府为了个人权力永固。”

“这个人將革命最表层、最粗糙的手段——暴力——抽离了革命的目的，將其变成纯粹的恐怖统治术。”

“这是最危险的一点。”

韦格纳的声音变冷，

“他盗用『革命』『社会主义』『人民』这些词汇，却抽空它们的阶级內涵。

他说『民族革命』，实则是大资產阶级的反革命；他说『社会公正』，实则是收买工贼破坏罢工；他说『反对財阀』，实则与金融资本深度勾结。

这种话语污染，比公开的反动派更可怕。”

“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场以墨索里尼个人为中心的造神运动。”

“领袖崇拜、神秘主义仪式、戏剧化的公眾表演——这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这个运动没有坚实的阶级基础，没有科学理论指导，只能靠製造一个『超人领袖』的神话来维持。”

“审讯中他还在狡辩，说自己是『误入歧途的社会主义者』。”

韦格纳冷笑，

“不，他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形势有利时激进，形势不利时妥协；需要时喊革命口號，不需要时镇压革命者。

墨索里尼的所有选择只有一个標准：什么对他自己最有利，他就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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