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声称要『復兴罗马荣光』，实则是在毁灭义大利的现代性；他鼓吹『创造新文明』，实则是將整个国家拖回封建式的效忠关係。

这种人对歷史的利用是纯粹功利主义的——切取片段，歪曲解释，服务於当下的权力需要。”

韦格纳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施密特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主席，您这七点分析……应该整理成內部文件。不仅是对墨索里尼个人的评判，更是对一类政治投机者的画像。”

“这正是我想说的。”

韦格纳坐回座位，

“墨索里尼的思想不是孤例。

在德国，在国际共运內部，同样可能存在这种倾向的人——用革命词汇包装个人野心，用阶级话语掩盖机会主义，一旦掌握权力，就会蜕变成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甚至反动派。”

台尔曼接话：

“內务部最近確实监测到一些苗头。

部分在建设中表现出色的干部，开始出现个人崇拜倾向。

有些地方开始压制工人委员会的声音了。”

克朗茨补充道：

“军队里也有类似现象。个別指挥员把部队当成私人力量，强调『对我的忠诚』多於『对革命的忠诚』。

虽然还不严重，但值得警惕。”

“所以墨索里尼的倒台，对我们不仅是国际胜利，”

韦格纳总结道，

“更是一面镜子。我们要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没有出现『法西斯倾向』的苗头？有没有人在盗用革命的名义，行个人专断之实？”

他转向施密特：

“总政治部牵头，起草一份《关於警惕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与个人崇拜倾向的指示》。要结合墨索里尼的案例，但重点放在我们自身的预防上。特別是几个领域。”

韦格纳竖起手指：

“第一，经济管理领域。警惕『技术官僚主义』——以效率为名压制民主，以专业为名排斥群眾监督。

第二，军队建设领域。明確『党指挥枪』的具体制度，防止军事首长权力个人化。

第三，宣传文化领域。严格区分『宣传革命英雄』和『製造个人偶像』，任何对领导人个人的神化宣传必须禁止。尤其是对我个人的，要坚决把这股子歪风邪气压下去。

第四，干部选拔领域。建立更严格的审查机制，不仅看能力，更要看政治品格的稳定性——那些立场摇摆、善於投机的『能人』，再能干也不能重用。”

施密特快速记录著。

台尔曼问：“那对义大利同志们发来的处理墨索里尼的意见，我们持什么立场？”

“回电我来写吧，你们看看怎么样。”

韦格纳拿起笔，在电报上写下：

“致义大利的同志们：

德方尊重义大利人民审判墨索里尼的权利，不予干涉，但建议审判应著重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本质，避免简化为对个人的道德审判。

德方可提供墨索里尼政权与德国旧容克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勾结的证据材料。审判过程本身应成为全民政治教育，让每一个义大利劳动者明白——法西斯不是『领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整套反动阶级在特定歷史条件下的反革命形態。

只有当人民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防止法西斯变种死灰復燃。”

韦格纳放下笔，

“至於墨索里尼个人的结局，那是义大利人民的选择。我们要关注的，是从这个案例中提炼出普適性的教训。”

“真正的胜利，不是消灭了一个墨索里尼，而是创造了一个让千万个墨索里尼无法滋生的社会土壤。”

会议结束时，已是傍晚。施密特留到最后，

“主席，您似乎……对墨索里尼有种特別的厌恶。不只是因为他是法西斯。”

韦格纳沉默良久，缓缓说道：

“我厌恶的，是那种將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解放、平等、尊严——变成个人权力游戏的褻瀆。

墨索里尼盗用了『革命』这个词，用它来製造新的奴役。

这种褻瀆，比公开的反革命更不可原谅。”

他走到档案柜前，取出一份泛黄的文件——那是德国革命初期，一位普通柏林工人写的思想匯报，

“我们不是为了换一批老爷而革命。

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韦格纳同志代替了皇帝，工厂厂长代替了资本家，那这革命不就失败了吗。

我们要的是彻底的不同，彻底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看，”

韦格纳轻声对施密特说，

“一个普通工人都懂得的道理。而墨索里尼这样的『前社会主义者』，却要用无数人的鲜血，来证明他根本不懂。”

说完，韦格纳將文件放回原处，锁上柜子。

窗外，柏林的灯火次第亮起。这座城市，这个国家，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仍在与形形色色的各种倾向作者斗爭。

而韦格纳坚信，真正的革命，或许就是这样一场永无止境的鑑別、净化与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