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实际工资指数（1913=100）”。

舒尔茨写下：

德国: 138

苏联: 89 (1921: 41)

波兰: 76

美国: 125

这次轮到塔德乌什发问了，他站起来：

“马丁教授，德国的138，意味著工人实际收入比战前提高了近四成。

而波兰只有76，甚至不如战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是因为德国掠夺了波兰吗？”

马丁笑了：

“这位同学，你用了『掠夺』这个词。

那我们用数据反推。如果德国的高工资是靠掠夺波兰实现的，那么被掠夺的波兰，其工人工资应该比一个没有被德国『掠夺』的、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低，对吧？

那我们看看同样中立的捷克斯洛伐克，1927年实际工资指数是82，只比波兰高一点，但远低於德国。这个差距，用『掠夺』解释得通吗？”

塔德乌什愣住了。

舒尔茨继续说：

“德国工资增长的原因很复杂，但几个关键制度可以量化：

法律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抬高了工人的工资；

工会拥有了合法权利；法律要求將一定比例的利润用於工人福利和再培训；

还有，最重要的，”马丁顿了顿，“生產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使得国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和福利分配。

这些，都是可查的法律条文和经济数据。”

说完，马丁最后写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活產）”。

德国: 38 (1913: 151)

苏联: 182 (1913: 257)

波兰: 156

法国: 73

这个数字令人窒息。

尤其是苏联和波兰，几乎每五个孩子就有一个活不到五岁。

“这个数据最残酷，也最能说明问题。”

马丁的声音低沉下来，

“德国是如何將儿童死亡率从151降到38的？

在德国，我们开始普及產前检查，强制接种疫苗，立法保障工厂设立哺乳室和託儿所，制定《母亲与儿童保护法》严禁孕妇从事危险工作，以及，”

他看向教室里的女同学们，

“女性大量进入职场，经济独立带来家庭话语权提升，她们更能决定將家庭资源用於孩子的营养和医疗等方面。”

海伦娜再次举手，这次声音有些发颤：

“可是……苏联还是很高，182，虽然比过去好了。社会主义不是应该更好吗？”

马丁沉默了片刻，

“你说得对，总体仍然很高。但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工业中心，1927年数据已经降到90左右；而中亚一些偏远地区，还在250以上。

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可及性是基础。

苏联在极度落后的起点上，用十年时间將全国平均水平大幅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和社会学上的奇蹟。

但它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是魔术，它无法瞬间变出医院和医生，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建设。”

下课铃响了，塔德乌什衝到讲台前：“马丁教授，这些数据……所有这些，都公开可查吗？”

“我讲义最后一页列出了所有数据来源，包括德国统计局年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国际劳工组织年鑑、国际联盟卫生部的白皮书。学校的图书馆应该都能找到。”

塔德乌什深吸一口气：

“我现在有些怀疑我过去学到的一切。

如果数据是真的，如果德国工人確实过得更好，孩子死得更少，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被教育要仇恨和恐惧你们？为什么？”

舒尔茨看向窗外的庭院：

“年轻人，歷史书写有两种。

一种致力於回答『我们应该是谁』，於是筛选史实，塑造神话，激发热血，这很安全。

另一种试图回答『我们实际是谁』，这需要勇气，因为它要求直面落后、反思错误、承认他人长处。”

他转回头，目光锐利，

“卡尔·韦格纳同志曾告诫我们：『一个只活在“应该是”里的革命者，最终会变成一个害怕镜子里的“实际是”的官僚。』你们是波兰未来的知识阶层，你们选择哪一种？”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