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深夜，塔德乌什在日记里写道：

“敌人或许会夸大他们的仁慈，但数据不会为他们的残忍撒谎。

如果图表显示，在那些被称为『威胁』的国度，最底层的人们正在更快地摆脱无知、贫困和早夭，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他们为何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何落后』以及『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做到更好？』。

这不是背叛，这是清醒。”

他撕下了墙上那幅骑兵版画，露出了后面斑驳的墙壁。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头脑也像那面墙一样，被清除掉了一些华丽而空洞的装饰，准备重新粉刷，涂上更坚实、更素朴，但也更真实的底色。

1月28日晚八点，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顶层的办公室灯火通明。厚重的橡木门里迴荡著低沉的谈话声。

施密特將一份匯总报告推到韦格纳面前：

“已经开放边境十三天了，我们总体评估还算积极，但波兰那边还是有些暗流涌动。”

“波兰右翼媒体『经济殖民论』甚囂尘上，指责我们以高薪『诱拐』其技术工人，旨在掏空波兰工业根基，使其永久依附。”

韦格纳从地图上抬起头，揉了揉眉心：“明兹同志那边有什么对策？”

“他已擬定反制方案，”

施密特递上另一份文件，

“计划下周启动『维斯瓦河畔工厂』计划。在波兹南、罗兹等工业城市，由德国工会基金与波兰国家资本合资建厂，生產农机、初级化工品。

工资定为德国同级岗位的八成，但仍是波兰现有水平的两倍左右。关键条款在这里——”他指向一行字，

“技术转让与管理人员本土化时间表：

我方工程师必须在十八个月內培养出能独立运营的波兰团队；五年后，波兰籍管理人员比例需超过70%。

同时，配套『技术回流激励』，在德工作的波兰技工若回国进入这些合资厂，將获得一笔安家补贴和技术津贴。”

“很好，”韦格纳点头，“要让波兰群眾看到，这不是掏空掏空，而是德国政府对波兰的输血和造血並举。克朗茨，军队方面呢？”

一直站在窗前的克朗茨转过身，眉头紧锁：

“比经济战线复杂。波共虽然掌握了新组建的总政和政委系统，但团营级军官主体仍是旧军人，思想转变缓慢。

他们对『政委』有本能的牴触，认为这是波共来监视和夺权的。”

“你怎么看？”

“我的意见是软化方式，展示实质。”

克朗茨走到桌边，

“我建议启动『易北河-维斯瓦河军官对话项目』。邀请波兰中级军官代表团访德，去看看我们的退伍转业培训中心、伤残军人康復工厂、军人子女学校，以及军事院校里关於战爭伦理、军民关係的课程。

让他们明白，在社会主义的体系里，军人不仅是战爭工具，更是国家建设者，他们的荣誉和未来有制度保障。这比空谈主义更有说服力。”

“可以。但要注意尺度，避免刺激波兰政府中残余的敏感神经。”

韦格纳讚许道，隨即看向施密特，“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教会？”

施密特点了点头：

“天主教会態度微妙且分化。基层不少神父在布道中採取实用主义態度，向信徒传递『政权可更迭，麵包价实真』的隱晦信息。

有几位比较开明的，甚至询问我们的同志能否在教堂附属的空房里开办夜校。

我们基层同志请示，该如何应对？”

韦格纳思索片刻：

“让卢森堡同志去牵头吧，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宗教与社会事务对话小组。

原则必须明確：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但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与教育。

对於愿意在社会服务领域合作的神职人员，比如办扫盲班、慈善厨房，我们可以提供教材、部分经费补贴，但管理权和教学內容需接受地方政府文教部门监督。”

这时，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施密特接起，听了片刻，用手捂住话筒，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主席，华沙明兹同志来的电话。波兰议会刚刚以218票对212票，通过了《土地改革第一阶段法案》。投票最后一刻，十五名原属右翼阵营的议员倒戈。

明兹说，倒戈者中，有十一人所在的选区，过去一周刚刚收到了我们援助的穀物良种和农具。”

韦格纳接过电话：

“明兹同志，祝贺你们迈出了关键一步。但请转告同志们，这仅仅是立法程序的开始。

真正的投票，只有当社会主义从纸面上的法案，变成农民群眾们手里实实在在多出来的粮食，这场改革才算真正在波兰落地生根。”

放下电话，办公室內短暂沉默。韦格纳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最终停在大西洋彼岸。

“波兰的春天来得比我们预想的要快，要好。”

“但这未必意味著我们的时间更充裕了。恰恰相反。”

克朗茨目光一凛：“您是指？”

韦格纳的指尖敲在美国东海岸：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泡沫，已经到了连最疯狂的投机客都开始失眠的地步。

法国政府的国债，下个月就开始大量到期，而他们的黄金储备则越来越低。经济部门的同志现在正在预测这场新的危机到底会是从美国还是在法国又或者是英国第一个爆发，反正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