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过三巡，书房內书香与茶香交融。徐文藻將手中茶盏轻轻放下，目光扫过书房中满架的典籍，忽然轻嘆一声：“说到治学路径，倒让老夫想起一位故人——岳麓书院前山长欧阳厚均先生，二位可知此人？”

许昌其立即坐直了身子：“可是那位培养出曾涤生、王壬秋等俊杰的欧阳坦斋先生？晚生虽未得亲炙，然久仰其名。闻其主掌岳麓书院二十七年，倡导『通经致用』，影响湖湘文风深远。”

谭继洵点头说道：“欧阳山长確是当代大儒，晚生深为敬仰。不过晚生以为，其学重实务，与纯粹义理之学大有不同。”

徐文藻眼中闪过追忆之色：“老夫昔年在长沙，曾有幸聆听欧阳先生讲学。彼时他说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读书不达时务，便是腐儒；治国不本经术，便是俗吏。』”

许昌其击节讚嘆：“妙哉此言！正是『通经致用』的精髓。学问若不能经世济民，与雕虫篆刻自怜自赏何异？”

谭继洵却微皱眉头：“欧阳山长之论固然精闢，然晚生以为，治学当以明道为先。若一味强调致用，恐失学问根本。朱子云：『只是理会个是与非，也不暇计其利害。』这正是儒者本色。”

徐文藻捻须微笑：“谭先生所言，不无道理。然则，孔子刪述六经，何尝不为世用？《诗》可以兴观群怨，《书》可以明王道，《礼》可以正人伦，《易》可以通变化，《春秋》可以断是非。圣人制经，本为经世，此圣人初衷也。”

许昌其接道：“老先生所言极是。顾亭林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正是此意。晚生近来读《皇朝经世文编》，深感学问若不能切於实用，终是空谈。”

谭继洵摇头道：“昌其兄推崇经世之学，弟岂不知其重要？然学者当先立其大者。若未明义理而妄谈经世，譬如盲人执烛，虽勤而无所见。阳明子云：『杀人须就咽喉上著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此方是根本工夫。”

徐文藻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岳麓书院学规》，翻至一页：“谭先生且看，欧阳厚均先生定此学规，首重『立志』，次言『敦本』，再及『明伦』，最后方是『达用』。可见其並非轻视根本。”

谭继洵细看学规，沉吟道：“立规矩然，然观其教学，颇重兵农钱穀之事。曾涤生以书生领兵，王壬秋纵横捭闔，皆出其门下。此恐非纯粹儒者之道。”

许昌其笑道：“贤弟何其迂也！孔子通六艺，其中射、御即是武事；孟子言井田、庠序，即是经济。岂有真儒者而不知世务的？四体不勤，五穀不分的儒者是极其罕见的。”

徐文藻点头道：“昌其说得是。其实经世之学，並非捨本逐末。朱子任南康军，兴利除弊；阳明巡抚南赣，平定叛乱，皆是明体达用的典范。”

谭继洵仍坚持己见：“徐老及昌其兄之言固然有理，然当今士风，多趋功利。若过分强调经世，恐学者只知兵农钱穀，而不知仁义礼智。此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许昌其问他：“继洵贤弟，若有一日你为知县，遇灾荒饥饉，百姓流离，你是先与灾民讲《孝经》义理，还是先开仓賑济？”

谭继洵一怔，隨即道：“自然是先賑济。然开仓賑济之道，亦需合乎义理。若不合义理，纵能济一时之困，终非长久之计。”

徐文藻拍案道：“说得好！这便是『明体达用』的真义——既要明义理之体，又要通经世之用。譬如医者，既要明医理，又要能诊病开方。”

许昌其又道：“其实欧阳厚均先生之学，最重『实学』、『实行』、『实用』三者统一。其教弟子，必使『读有用之书，为有用之学』。”

谭继洵质疑道：“然则何谓有用？科举取士，时文诗赋可谓无用乎？穷经研理，训詁考据可谓无用乎？”

徐文藻缓缓点头：“此问切中要害。老夫为官多年，深知衙门中书吏，多通刑名钱穀，可谓『有用』；然若无儒者操守，往往假公济私。而许多举人进士，满腹经纶，临民处事却束手无策，二者各有所偏。”

许昌其感嘆道：“老先生此说，令我想起顏习斋之论：『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

谭继洵立即反驳：“顏元之论，未免过激。其谓『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此语太过。若如此说，孔子韦编三绝，朱子注经百万言，岂不皆成徒劳？”

徐文藻见二人又要爭执，便笑道：“二位不必相爭。其实经世之学，並非顏李学派独创。吕坤《实政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乃至我朝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皆是儒者经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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