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几个念书的转学过来，到这只有小弟及时入了学，邻家男孩小前，总来找他和他一起走。

我和四姐要等到半年后方可入学，这是柳书记二女儿柳老师告知的。

爹让我跟著三姐去下地，和大人一样去“挠秧”（清除地里杂草，松秧苗根系）给我找了一双不合脚的水靴，这双靴子太大了，我的脚可以隨便放进去拿出来。这样踩在稻田里是不行的，迈步脚拔出来，靴子会陷在里面，爹让我找两根麻绳绑腿上。

四姐因到这就有病可以不下地。

我却生生的跟在三姐身边，来到地头，全队农工站成一排，每人一条垄，双手抠向苗根下，顺手抓出杂草，这是挠秧的要求。我看三姐做著，也照样做。

会计柳振昌，是副队长柳洪培的三儿子，他三十多岁，铁青色脸，挺直的鼻樑薄嘴唇，讲起话来满嘴白沫子。他跟在眾人的后面监督，检查挠秧质量，谁的垄有草或挠的不好，就会被叫回去重干。

三姐小心翼翼的做著，怕被叫回去，我亦是如此。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看，站在前头的几个座地户姑娘，一手搭在背上，一手握著几根草迈两步在水中划拉两下，也就是拔拔高过苗的大草。可她们从未被叫回去过。她们当中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穿著一件又旧又小绿色花布衫，扎著短抓鬏的小姑娘。

三姐我们不管多么认真，出来多远，就是有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也总是被叫回去，越是这样，就被上头的拉的越远。

“500米一条线”也就是一根垄，有十七八个格地，挠到头再排回来，眼看前面的到地头回家了，我们还在半截上。

柳振昌也拔脚上去，还衝我们大声嚷著：“我告诉你后边的，我记著谁哪条垄呢，谁不挠到头回家，一分工也不给。”

我和三姐乖乖地，一丝不苟地挠著。因为我们到锦海的那一刻起，爹就叮嘱我们：“装聋作哑，少说话，多干活”，这十个字成了我们来到此地与人接触的准则。

远远的，看见我们垄有人接过来，近了看清楚，是房东家的四女儿，柳淑莲。她没有到头回家，对上头，我们上来，比先走的，晚了很长时间。

回来的路上，我知道了，来那天见三姐面，为什么她那样不开心，原来是如此被虐待的劳动。

正当我们居住窘况的时候，队长柳洪培告诉我爹：“老张，你家可以搬『马號』（小队部的简称）来住，东下屋原先住著的人家搬走了。”

马號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四间土房，西两间是仓库，东两间是磨米机房。东西各有十几米的空场，东边空场矮墙处有一豁口，是小队人下地走的便道。东下屋三间，北一间半小队使用，南一间半给新来的没房户居住。间壁南是一有墙无盖的牛栏子，里面大大小小有十几头牛。

西边空场南是一溜下屋，北起是饲养员住屋、马厩、仓房，院墙外是一个很大的猪圈，往南至上水线是开阔地。

爹马上带著大哥二哥在这住人的一间地上搭了半铺炕，他们爷几个住。原来的一铺炕就能搁下我们娘几个。两口柜地下也放的开，任谁站在炕上也磕不到头了。半间的外屋地，有锅台、过道，往里还能放点东西。

马號东是一片空场，修了个厕所，我们割来的青柴火也有场晾了，这里还有小队的粪堆，下地的车道。

道东是两条稻田，名二管地，二管地东的大下水渠东又是一不常走的车道，车道东是一方圆百八十亩的芦苇丛，东北部分是东头老刘家，这里住著座地户老刘家的老大、老二和老大的大儿子。

老刘家北隔两趟沟水田，就是六队场院了，这是一个大约一百多米长乘一百多米宽的大场院。

场院东至大沟帮，北至零干，南至县道，西至我们下县道的大道，这一片方圆几百亩面积都是大刘家大队六队所属。

大道西四趟街后，是通向五队的道。一条东西道，道北是“青年点”，再往北至围堤是二队，二队东是一队。

大刘家大队书记柳振国，会计是大刘家大队六队老刘家老哥四个的老四刘施春，大队还有一名支委是一队的高国柱，管理著青年营的几百名下乡青年，又称他为营长。

因为这里的青年多，青年宿舍就有十几幢，还有一整幢的食堂，里面桌椅整齐，宽敞明亮，一色红砖墙。“俱乐部”是青年的文化活动中心，有几百平方米，是一个约有二层楼高的一层建筑，矗立在青年点前排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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