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

大兴安岭的积雪尚未完全消融，向阳的山坡上已冒出一簇簇倔强的嫩绿。红岸基地所在的山谷，却早已不是五年前那副半废弃的模样。

扩建工程歷时三年，如今已基本完成。

从高空俯瞰，会发现原本孤零零矗立在山巔的主天线区域，已经演变成一个占地近两平方公里的庞大科研综合体。

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错落有致，通过隱蔽的地下通道和空中廊桥相连。

更多的、更小型化的射电天线阵列散布在周围山头，如同忠诚的哨兵，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特定天区的监听网络。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山体內部。

根据“鲁班”团队的设计，基地二期工程向下掘进了整整七层，最深处的实验室距离地表超过两百米。

这里不仅有能抵御百万吨级核爆衝击的防护结构，更配备了一套完全独立的地下生態系统：自循环水处理、人工光照农场、空气再生装置，甚至有一个小型的生物圈模擬舱。

“这里已经可以算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市了。”在一次內部视察中，“王莽”对陪同的林凌感慨道，“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是不是把太多鸡蛋放在这一个篮子里了。”

“但这是必要的。”林凌的回答很平静，“在这里，科学的思维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

他们正走在通往第七层生物实验室的通道里。墙壁是浇铸成型的特种混凝土，表面光滑如镜，每隔十米就有一盏长明灯，发出柔和的白色冷光。

空气里瀰漫著一种类似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这是循环系统添加的负离子发生器在工作。

“到了。”

林凌在一扇厚重的合金门前停下，將手掌按在门旁的识別面板上。蓝光扫过，伴隨著轻微的液压声，门向一侧滑开。

实验室內部的空间比想像中更大。一排排整齐的实验台上，摆放著这个时代最先进的仪器：高速离心机、dna合成仪、蛋白电泳装置、-80c超低温冰箱……有些设备的铭牌上还能看到日文或英文，但更多的，是贴著“红岸基地特製”的標籤。

七八名穿著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正在忙碌。最里侧的隔离玻璃房內，一台造型奇特的机器正在运行，那是“鲁班”团队根据林凌提供的思路，联合中科院自动化所研发的第一代基因测序仪原型机。

“进展如何？”林凌问正在监控数据的负责人。

负责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科学家，姓方，戴著金丝眼镜，头髮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她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第37次测试，准確率已经达到89.7%，单次运行时间缩短到48小时。如果下一代的光学传感器能如期交付，我们有望在年底前將准確率提升到95%以上，时间压缩到24小时以內。”

“干得好。”林凌点头，目光落在旁边一块白板上。

白板上画著一幅复杂的图表，標题是《人类端粒长度与细胞衰老关联性研究（1985-1988）》。曲线图显示，三年来採集的三百多份样本数据，正逐渐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趋势线。

“方老师，您觉得端粒酶激活技术，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进入人体实验阶段？”

方研究员推了推眼镜，表情严肃起来：“理论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几个可能的激活通路。但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是风险控制。端粒酶异常激活与癌症发生有强相关性，在没有完全摸清调控机制前，贸然进行人体实验太危险了。”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而且……基地外，现在的情况有些微妙。”

林凌眼神一凝：“怎么说？”

“上周的学术交流会上，我遇到医科院的老同学。他私下告诉我，最近半年，国家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投入增长了近三倍，但项目审批却变得异常严格。所有涉及基因操作、尤其是可能延长寿命的研究，都被列入『特殊监管清单』，需要多层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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