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刘凤英操心自己结婚的事，林胜利只跟她说了句“隨缘”，便揣上调令，按时前往位於东交民巷附近的华国外交部报到。

朱红漆门配著高大的苏式廊柱，门楣上的烫金大字在初秋的阳光下格外醒目。

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大多穿著挺括的干部服，手里夹著牛皮纸文件夹，步履匆匆却不显慌乱，每个人脸上都带著一种严谨专注的神情，和街道办里家长里短的烟火气截然不同。林胜利看著这一幕，心里暗自感慨。

这就是1956年的外交部，和后世在纪录片里看到的画面重叠，既熟悉又陌生，一股沉甸甸的使命感在他胸腔里慢慢升腾。

报到手续办得格外顺利。人事科的同志翻著他的档案，笑著打趣：“小林同志，你这基层经验扎实，翻译证又是优等，政治面貌清白，组织上研究过了，直接定正科级待遇，比同期进来的同志高了不少，好好干！”

林胜利对这个待遇倒是没什么意见，前几年一直摆烂，就立过两回功，现在有正科级待遇已经不错了。

林胜利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下属的翻译室，负责带他的是一位姓秦的老翻译。

秦老五十多岁，头髮梳得一丝不苟，鼻樑上架著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有文人风骨。

“小林同志，欢迎你。”秦老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空位，桌上已经摆好了一摞厚厚的文件和一本磨得边角发白的《俄汉外交词典》，“听说你有证书，还有基层经验，这是好事。但外交翻译，可不是街边翻译信件那么简单。”

他翻开一份文件，指尖点在一行字上：“你看，同样一句『互利共贏』，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表述，措辞轻重、语气分寸都不一样。一字之差，可能就影响国家立场。这活儿，要的是政治敏感性、语言精准度，还有对国际形势的通透理解，半点马虎不得。”

林胜利腰背挺得笔直，郑重点头：“是，秦老师，我一定沉下心学，绝不辜负组织信任。”

最初的半个多月，林胜利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背外交术语，那些拗口的国际组织缩写、各国政要的履歷，他抄在小本子上，吃饭走路都掏出来瞅两眼。

办公室的煤油灯总是亮到深夜，他对著文件逐字逐句地抠，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就记在本子上，等第二天秦老上班了就赶紧请教。

翻译室的同志都很热心，谁手里有多余的学习材料，都会给他塞一份。

偶尔加班到深夜，林胜利就悄悄从空间里鬼子那里搜罗出来的罐头，自己空间种的水果，都拿出来分。

这都是可是1956年的稀罕物，但是这时候能在外交部干事的，家庭背景都不差，但物资终究是紧缺的。

林胜利给他们带东西，他们也不跟他客气，转头就把家里寄来的腊肉、零食，点心分给他。

一群人围在办公桌旁，就著白开水啃著零食，聊几句国际上的新鲜事，倒也冲淡了不少加班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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