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室里响起轻微的吸气声。

戴锦华静静地看著白板上的三个词，许久，轻轻鼓掌。

“王砚看到了。”她说，“这就是任夏视频的第三层信號——规劝。”

她站起身，走向白板，在王砚写下的“规劝”二字上画了一个圈。

“这个年轻人很聪明，也很勇敢。”戴锦华的声音在安静的研究室里格外清晰，“他知道直接说张一谋错了不会有丝毫效果。所以他先做了一套专业到无可挑剔的镜头分析，建立起自己的权威性。然后用这个权威性，去触碰文化主体性这个最敏感的问题。最后，在所有人都被这个问题震撼时，他悄悄塞进了那个规劝。”

她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个学生：“这才是任夏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在发泄情绪，不是在搏出位，他是在做一个极其精密的文化手术。他要切除的，不是张一谋这个人，而是中国电影身上那个长了三十年的病灶——对西方评价体系的病態崇拜。”

“可是......”陈舟犹豫著开口，“张一谋导演会接受这种规劝吗？以他的地位和性格，公开承认《金陵十三釵》有问题，几乎等於否定自己二十年的创作路径。”

这话问出了眾人心头的疑问，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戴锦华，想听一听她对张一谋的判断。

“不会。”戴锦华几乎没有犹豫，说得非常肯定。

“为什么？”陈舟问。

“三个原因。”戴锦华竖起手指，“第一，面子问题。张一谋是第五代导演的旗帜。公开承认一个二十五岁年轻人的批评是对的，对他的个人声誉、行业地位都是巨大衝击。”

“第二，路径依赖。”她竖起第二根手指，“张一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国际电影节路径上的。从《红高粱》到《活著》，他的作品在西方获奖，才奠定了他在国內的地位。让他否定这条路径，等於否定自己的成功逻辑。”

“第三，”戴锦华竖起第三根手指，语气变得深沉，“张一谋正处在职业生涯的转折期。他和张伟平的分手闹得沸沸扬扬。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稳定，是权威，是毋庸置疑的大师形象。而不是一个需要公开认错的反思者形象。””

她放下手，走到窗边，望著窗外萧瑟的冬景。

“所以任夏的规劝，註定是徒劳的。”戴锦华轻声说，“但他仍然这么做了。为什么？”

没有人回答。学生们等待著。

“因为他要做的，本来就不是改变张一谋。”戴锦华转过身，眼中闪烁著一种复杂的光，“他要做的，是改变观眾。是让千万个看视频的年轻人明白——我们有权利质疑大师，有权利要求电影尊重我们的歷史、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她走回长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这才是任夏视频真正的意义。它是一声集结號，召唤的是那些沉默的、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的普通观眾。”

“它在说：你们的感受是对的，你们的质疑是合理的，你们不需要仰望那些国际获奖的导演，你们才是中国电影最终的评价者。”

研究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换句话说，他在呼唤公眾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戴锦华一字一顿地说，“这就是任夏这个视频，出现在这个时间点，最重要的意义。”

她直起身，环视学生们：“你们这一代是幸运的。你们成长在中国崛起的时代，没有经歷过我们那代人深刻的文化自卑。所以任夏这样的年轻人会出现——他不觉得西方电影节有多神圣，不觉得奥斯卡提名有多伟大，他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电影首先要对中国观眾负责。”

“而这种理直气壮，”戴锦华停顿了一下，“正是我们等待了三十年的东西。”

窗外，最后一片银杏叶飘落。

研究室里，年轻的学生们望著导师，眼中闪烁著某种被点燃的光。

下课以后，戴锦华独自站在研究室里。

幕布上任夏的视频已经关闭，但那张年轻的脸仿佛还在眼前。

她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旧书——1986年出版的《谢进电影论集》。翻开扉页，上面有谢晋的亲笔签名，还有一行小字：“给锦华同志指正。”

二十几年前，谢晋被批判时，她还是个年轻讲师。

那场铺天盖地的批评浪潮，在当年被称之为“中国电影对谢进的时代之问。”

一代人的时间悄然过去。

现在，回答问题的人轮到张一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