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根源不在这些官员身上，而在那些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壤。

那些所谓的民间自由资本和那群靠学术获得了权力的文人集团捆绑在一起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毒瘤。

这种情况下，如何理顺皇权、官权、民权这三方关係，才是破局的根本。

明朝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朝就好比是一家公司。

朱元璋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官员们是这家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员工，而科举就是面试。

对於公司的董事长而言，公司不能倒，但是对於职业经理人和员工而言，公司跨不跨，关我屁事，跨了无非换个公司。

放在国家层面，就变成了皇帝在乎的是民族正统不能倒，华夷之辩必须论。

而在官员们的眼中，朝代死不死，人民活不活，皇帝到底是谁做，与我何干？

改朝换代了，无非是换一个皇帝继续舔就是了，反正有人发工资，能继续贪腐享乐就行了。

这种思想从宋朝开始发芽，到元末明初已经根深蒂固，渗透进了整个士人阶层的骨髓之中。

这个时期的官员们，对国家，对民族没有责任感，刚好这个时期的民间自由资本开始发展壮大。

对民间自由资本来说，他们只要利润，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一切。

什么暴力垄断、巧取豪夺，搜刮底层民眾、里通外国，在他们面前毫无意义。

於是乎，官与商一拍即合，权钱勾结，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就此形成。

財阀支持学阀，学阀演变成官阀，官阀再转过头来保护財阀，三方一起搜刮底层民眾。

这个时候，皇权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依靠底层自耕农来给皇家提供武力，因此皇权必须代表民权和民生。

这就是朱元璋所说的大明与百姓共天下，而非与士大夫共天下。

但是这样一来，皇权就和官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

皇权代表著民权，而官权则代表著民间自由资本，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这种从人民中来的皇帝，遇见个贪官就想发个族谱消消乐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在“官不聊生”和“民不聊生”之间选择了前者，於是成了史书上那个暴君，这就是触动了文人集团和士绅利益的代价。

支持皇权的是民生经济，而支持官权的是自由资本经济，他们是完全对立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其实他是绝对支持朱元璋继续杀下去的。

这个时期的文人已经从根子上腐烂了。

整个文人、士大夫、士绅集团已经形成了无负担叛国的倾向，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系统性、学术性地去论证卖国的合理性的地步。

元朝取代宋朝的时候，明知道异族入主中原对华夏文化的伤害有多大，但是他们却在鼓吹坐中原者即正统。

到了满清入关，更是变成了“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对叛国不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甚至持欢迎態度，持开放態度。

这种事其实没什么新鲜的，因为到了后世，这样的人也同样大量存在。

那些鼓吹资本无国界的，科学技术无国界的，鼓吹本国思想制度落后，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其实本质上都是歷史循环中的同一类人。

要辨別这一类人其实很简单，只需要看他们是否和自由资本有关。

凡是依附资本利益、为资本代言者，一定会在关键时刻背弃民族大义。

他们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和工作，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论卖国的合理性。

而对於朱雄英来说，他要解决的其实是如何在掐死自由资本的同时，快速发展经济。

眼下还好，第一阶段都还没开始，还在完善理论阶段。

但是一旦进入第二阶段他就要开始用钱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要用钱砸的，要用很多的钱，会多到令朱元璋心疼的程度。

所以，在此之前，他要想办法帮朱元璋赚钱，国库充裕了，底子厚了，到时候阻力自然就会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