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寒假，风来得比往年更烈些。北风颳过小巷的青石板路，把墙根下枯了一冬的草吹得簌簌发抖。

巷头的动静却热热闹闹的，李一鸣家的院墙被拆了半边，新砌的砖墙还泛著湿冷的水泥味儿，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像个精神的小堡垒，支棱在巷子口。门口掛著块红底白字的木牌，是李一鸣特意请李墨如写的“便民小卖部”，墨汁还透著新鲜，被风一吹，墨香混著水泥味飘了老远，引得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瞅两眼。

柜檯是用旧木板钉的，被李一鸣擦得鋥亮。里头摆著一排排酱油醋盐的玻璃瓶，瓶身乾乾净净，標籤纸贴得整整齐齐，看著就舒坦；玻璃罐子里装著五顏六色的水果糖，糖纸在昏黄的日光灯下晃得人眼馋；还有散装的瓜子、花生，用小秤砣称著卖，李一鸣心眼实，斤两给得足足的，从不缺斤短两。

最惹眼的，是摆在柜檯正中央的那部电话机。机身圆润，拨號盘鋥光瓦亮，上头的数字清晰得能照见人影。李一鸣正在柜檯前，手里攥著块洗得发白的抹布，反覆擦拭著电话机的每一寸角落，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抚摸什么稀世珍宝。他时不时凑上去，对著听筒吹吹灰，又把电话线理了理，那股爱惜的劲儿，看得旁人都忍不住打趣他。

这事像长了翅膀，不消半天就传遍了整条小巷。

宋莹拉著李墨如的胳膊，挤在小卖部门口的人群里，眼睛直勾勾地盯著那部电话机，眼珠子都快粘上去了。她往嘴里丟了颗刚买的水果糖，甜丝丝的味道在舌尖化开，她轻轻咂舌，声音不大，却刚好能让身边的李墨如听见，语气里满是感慨：“四千三百块啊，搁咱棉纺厂，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几块，不吃不喝攒两年都未必够这个数，看来一鸣摆摊是真赚大钱了。”

李墨如点点头，目光落在李一鸣忙碌的背影上，嘴角弯起一抹欣慰的笑。她想起前些年，李一鸣摆摊，夏天晒得黢黑，汗水顺著脊樑往下淌，冬天冻得两手通红，指尖裂著口子，却还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从没喊过一声苦。如今总算熬出头了，她打心眼儿里替他高兴，也暗暗嘆服这小伙子的韧劲儿和眼光。

黄玲也在跟著街坊们看热闹，听见宋莹的话，她脚步顿了顿，嘴角噙著笑凑过来，接过话茬儿：“可不是嘛。李婶以前提起一鸣摆摊，那脸都皱成一团，生怕別人说三道四，生怕別人说三道四，觉得没面子。昨天我在车间碰见她，她跟人嘮嗑，腰杆挺得笔直，嗓门都亮了三分，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得很。”

正说著，就听见庄超英清了清嗓子，慢条斯理的声音在嘈杂的人群里格外清晰：“我算过一笔帐。”他鼻樑上的黑框眼镜滑到了鼻尖，镜片上沾了点灰尘，他抬手推了推，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这话一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些，齐刷刷地看向他。庄老师是巷子里的文化人，他算的帐，肯定错不了。

“接听一次电话一毛钱，打出去的市內电话，每分钟六分钱，长途的话，那资费可就高了，按距离算，少则一毛五，多则好几毛。”庄超英掰著手指头，说得头头是道，“现在谁家没个外地亲戚？知青返城的这么多，写信慢，发电报贵，打电话多方便。巷口人流量又大，来往的都是街坊邻居，还有过路的行人，估摸著一年半载，这安装费和电话机的钱，就能赚回来了。”

话音刚落，林武峰的爽朗笑声就响了起来。他刚从厂里下班，身上的蓝布工装还沾著星星点点的机油味儿，头髮上也落了点灰，却丝毫不显狼狈。他拍了拍庄超英的肩膀：“庄老师的帐算得就是精！这电话可不只是个通讯的物件——人来了店里，打完电话，总得顺手买袋盐、打瓶酱油，或者给孩子称二两糖，这叫借势促销，一鸣这脑子，可比咱这些守著铁饭碗的活络多了。”

人群里响起一阵附和的笑声，有人忍不住挤到柜檯前，问李一鸣：“一鸣，啥时候能打电话啊？我娘家在城南，我弟媳妇快生了，好几天没著家了，我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李一鸣直起腰，脸上的笑容敞亮得很，他拍了拍电话机，大声应道：“隨时能打！邮电局的师傅说了，线路通著呢！”

有人凑上去问怎么用，有人打听长途怎么收费，小小的小卖部里，热闹得像个集市。

巷头的热闹像一团暖融融的火，烧得旺腾腾的。可这火光照不到巷尾，王家小院里，正透著一股子沉沉的冷意。

跟小卖部的人来人往比起来，王家的门关得紧紧的，连檐下掛著的干辣椒串，都蔫蔫地垂著，没半分喜气。墙角的青苔长得老高，湿漉漉的，看著就透著股冷清。

庄林小院隔壁的王家，这几日成了巷子里人人心知肚明，却又不敢当面嚼舌根的话题。大家碰见老王头，都只敢远远地点个头，不敢多问一句。

老王头以前最爱搬个小马扎，坐在巷口的老槐树下下棋侃大山，嗓门大得整条巷都能听见，说起厂里的新鲜事，眉飞色舞的。可这阵子，他像是变了个人，走路总低著头，脊背也驼了些，像是被什么东西压著，碰见人就匆匆点个头，半句多余的话都不肯说。那双往日里炯炯有神的眼睛，如今也耷拉著，满是疲惫和难堪，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可这小巷子拢共就这么宽，鸡犬相闻，谁家的锅碗瓢盆响都听得一清二楚，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事，哪里瞒得住呢？

消息像水一样，曲里拐弯地从王家的门缝里渗出来，传遍了整条小巷——老王头那插队新疆的知青女儿王芳，带著外孙女周青，回来了。

不是衣锦还乡，是走投无路。

王芳的丈夫周志远是上海人，当年也是响应號召去新疆插队的。眼看著知青返城的政策渐渐鬆动，他没等正式文件下来，就急慌慌地带著妻女往回跑。心心念念著回上海，挤在父母的老房子里，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的消息。可没成想，上海的哥嫂早就嫌这一家子是累赘，怕他们占了房子，分了家產，硬是把他们往外撵。公婆嘴上说著家里挤，没地方住，实则是默许了哥嫂的举动，连句公道话都没说。周志远被逼得没辙，咬著牙留在了上海，成了没户口的“黑户”。王芳抱著女儿，哭了好几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带著周青回了苏州娘家，同样成了没户口的“黑户”。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