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七个月。”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爹，娘，一个妹妹。”士兵顿了顿，“今年秋收后，家里分到五亩地，少帅给的。”

说“分到地”时，士兵眼中的光更亮了。

“分地高兴吗？”

“高兴！”士兵脱口而出，又压低声音，“我爹捎信说，种了一辈子佃户，现在终於有自己的地了。他让我在部队好好干，保住这地，別让鬼子抢去。”

“你们都知道鬼子要打过来？”

“知道。”旁边一个年长些的兵接话，“教官天天讲，鬼子在旅顺杀过人，在抚顺抢过矿，现在做梦都想占咱东北。少帅说，咱们当兵吃粮，不是为了混日子，是为了保家。”

“保谁的家？”

“自己的家！”十几个声音同时响起。

何应钦沉默地走开。他太清楚这种心態的可怕——为军餉打仗的兵，打败了会溃散；为保家打仗的兵，打败了会死战。

陪同的荣臻低声说：“部队的政治教育，少帅亲自抓。从讲武堂抽了三百学员，下到连队当『政治指导员』，每天上一小时课，就讲三件事：鬼子在东北干了啥，鬼子打过来会咋样，咱们当兵是为谁打仗。”

“效果呢？”

“逃兵少了八成。”荣臻实话实说，“开小差的，以前每月百十號人，现在不到二十。训练伤亡反而多了——因为太拼命。”

何应钦没再问。他知道，自己看到了一支正在蜕变的军队。不是装备的更新，是魂魄的重铸。

下午，帅府帐房。

十二本厚帐册堆在红木书案上，像座小山。財政厅长刘尚清亲自陪同，两个会计师垂手侍立。

何应钦戴上眼镜，从民国十八年度的总帐开始翻。他本就是理財高手，当年在黄埔当过经理部长，对数字敏感如猎犬。

帐目清晰，但也触目惊心——岁入八千三百万大洋，岁出八千六百万，帐面赤字三百万。但备註栏里的小字更惊人：“欠兵工厂二百三十万”、“欠铁路局一百七十万”、“欠军餉三个月计四百五十万”……

“实际赤字多少？”何应钦抬头。

刘尚清苦笑：“不少於八百万。全靠官银號发钞垫著，但奉票已经贬值三成，再发就要崩盘。”

“南京的协餉呢？”

“去年一百二十万，今年……”刘尚清摇头，“中原战事吃紧，四个月没拨了。”

何应钦继续翻。他看到了土地改革专项预算——赎买地主土地预计需款两千万大洋，发行三十年土地债券，年息五厘。

“这笔钱从哪来？”

“美国贷款。”刘尚清声音压得更低，“何世礼赴美，主要就是谈这个。成了，土改就能推开；不成……”他没说下去。

何应钦合上帐册。帐目验证了张瑾之的所有说法——东北財政確实到了悬崖边，不改革就是死。而改革需要钱，大笔的钱，南京给不了的钱，只能向外国借。

他想起蒋介石的密电：“张若有自立意，当早图之。”

自立？或许有。但更多的是求生——在日本人虎视眈眈、南京鞭长莫及、財政濒临崩溃的绝境中，拼命抓住每一根稻草的求生。

10月8日，暮，奉天火车站

四天督察，结束了。

站台上，东北要员们再次齐聚，这次是送行。握手，寒暄，说些“一路顺风”、“常来指导”的客套话。何应钦一一应对，笑容得体。

张瑾之最后上前：“何部长这四日辛苦。瑾之在东北所做一切，皆为国家计、为生民计。望部长回南京后，能在蒋主席面前，如实稟告。”

“一定。”何应钦握住他的手，忽然说，“汉卿兄，借一步说话？”

两人离开人群，走到站台尽头的煤堆旁。这里远离眾人，只有几个搬运工在远处装卸货物。

秋风捲起煤尘，空气中有硫磺的味道。何应钦看著眼前这个年轻人——眼中有血丝，但目光如炬；手上有老茧，是练枪磨的；站姿笔挺，但右肩微沉，是长期伏案批文的结果。

“汉卿兄，”他开口，声音压得很低，“这四日，我看了你的兵工厂，看了你的部队，看了你的帐本。有些话，在正式场合不便说，此刻只有你我二人，我想说几句肺腑之言。”

张瑾之微微躬身：“瑾之洗耳恭听。”

“你在做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何应钦一字一句，“土地改革触动士绅，整军经武触动日本，举借外债触动南京。四面楚歌，八面埋伏。这条路，九死一生。”

“瑾之明白。”

“那你可知道，蒋主席最忌惮什么？”

“请部长明示。”

何应钦望向南方的天空：“他最忌惮的，不是军阀割据，不是军队坐大，而是有人……另闢蹊径。走一条他看不懂、也掌控不了的路。”

他转回头，盯著张瑾之：“你这四日让我看到的，就是这条路。轻型迫击炮，空爆引信，改造步枪，气冷机枪，战斗机研发，部队政治教育……这不是普通的整顿，这是在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一个全新的东北。”

张瑾之沉默。

“我回南京后，”何应钦继续说，“有些话，我会如实稟告——东北財政困难，军队训练刻苦，军工生產有序。但有些话……”他顿了顿，“我不会说。比如那些新式武器，比如士兵的政治教育，比如你真正要走的那条路。”

“何部长为何……”

“因为我是中国人。”何应钦打断他，声音忽然激动起来，“我在日本留过学，见过他们的军工厂，见过他们的部队。我知道，如果中日必有一战，凭现在的中国，贏不了。我们需要改变，脱胎换骨的改变。而你在东北做的，正是这种改变。”

他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汉卿兄，你或许不知道，当年北伐时，我也想过改革军队，想过土地问题，想过工业救国。但现实是……太难了。內外交困，掣肘重重。最终，我只能妥协。”

“所以您……”

“所以我敬佩你。”何应钦重重拍他的肩膀，“敬佩你的勇气，你的魄力，你的不顾一切。但我也要提醒你——南京那边，不会放任不管。蒋主席很快就会看清你要做什么，到那时，压力会排山倒海而来。”

“瑾之准备好了。”

“那就好。”何应钦收回手，“最后送你一句话：步子可以大，但脚印要稳。该妥协时要妥协，该强硬时要强硬。记住，你最大的敌人不是南京，是日本。只要能抗日，其他都是次要的。”

汽笛长鸣，列车即將启动。

“何部长，”张瑾之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若真有那么一天，东北需要中央援手……”

何应钦深深看他一眼：“若真有那么一天，我在南京，会为你说话。”

说完，他转身走向列车，再没回头。

张瑾之站在煤堆旁，看著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消失在暮色中。何应钦最后那番话，在他心中久久迴荡。

这个蒋介石的亲信，这个中央大员，这个他本以为会处处刁难的人，竟说出了“敬佩”二字。

秋风渐紧，捲起煤尘迷了眼。

谭海走过来，为他披上披风：“少帅，该回了。”

张瑾之点点头，最后看了一眼南方。

南京的態度，他大概清楚了。警惕，但不会立刻翻脸。这给了他时间，宝贵的时间。

距离那个夜晚，还有342天。

他转身，走向等候的汽车。煤尘在身后飞舞，像一场黑色的雪。

前方的路还长，还险。

但至少今天，他知道了，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或许……並不完全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