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张瑾之叫住他，“还有什么事？”

谭海从怀里又掏出一份文件：“这是另外一件事。您让我找的那几个人……有眉目了。”

张瑾之精神一振：“说详细。”

“首先是彭坤山。”谭海翻开文件，“湖南平江人，今年三十八岁。早年在湘军当兵，后来不满长官剋扣军餉、欺压百姓，带著一队弟兄出走，在湘赣边境拉起了队伍。现在手下有五百多人，报號『湘赣边民眾自卫军』。他定的规矩很特別——不打穷人，不劫小商，专抢为富不仁的土豪和走私的奸商。去年还跟当地的保安团干了一仗，打贏了。”

“现在人在哪里？”

“在江西永新县的深山里。我们的人已经接触上了，但彭坤山很警惕，说要见见『真佛』才肯谈。”

张瑾之点点头。这个彭坤山，听起来和贺云亭是一类人——有底线，有血性，但被时势逼成了“匪”。这样的人，用好了是把快刀。

“第二个，林伯韜。”谭海继续匯报，“湖北黄陂人，今年才二十四岁。黄埔六期毕业，原本在中央军当连长，因为不满上级吃空餉、虐待士兵，上书举报，反被诬陷『通匪』，差点被枪毙。后来在旧部帮助下越狱，现在隱姓埋名，在武汉一家中学当体育教员。”

“有军事才能？”

“据调查，此人在黄埔时就是高材生，尤其擅长战术推演和小部队指挥。他的老连长说，给他一个连，他能打出营级部队的效果。”

年轻，有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还对旧军队深恶痛绝——这正是张瑾之需要的人。东北军不缺敢打敢拼的老行伍，缺的是懂现代军事理论、能带出新型军队的年轻军官。

“第三个，陈仲谋。”谭海翻到最后一页，“四川成都人，四十二岁。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回国后当过记者、编辑，写过很多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三年前因为一篇文章得罪了当地军阀，报社被查封，人也被通缉。现在化名在江西吉安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同时给农民办夜校，教识字，讲时事。”

知识分子，有眼界，关心民间疾苦，还有胆量——这是搞政治工作、群眾工作的好材料。土改要推广，新政要宣讲，需要的就是这种人。

“这三个人，”张瑾之沉吟道，“都要想办法请来。但方式要不同。”

他走到书案前，提笔疾书。写了三封信。

给彭坤山的信很简单：“坤山兄如晤：闻兄在湘赣保境安民，瑾之敬佩。今东北危殆，强邻环伺，瑾之欲练新军以御外侮，苦无良將。若兄不弃，愿虚位以待。可先遣人至奉天，亲眼看我所行所为，再作定夺。路费盘缠，已备。张瑾之顿首。”

给林伯韜的信更直接：“伯韜兄：黄埔英才，埋没草野，瑾之痛惜。今东北整军，正需懂新式战法、怀救国热忱之青年军官。若兄愿来，可任讲武堂战术教官，或新编部队参谋长。前事已矣，在东北，但凭本事，不问出身。张瑾之。”

给陈仲谋的最长：“仲谋先生大鉴：拜读先生《中国农村之出路》等文，深为佩服。今瑾之在东北试行土地改革、兴办教育、振兴实业，皆先生文中之倡也。然施行之中，疑难甚多。欲请先生北来，参与新政筹划，特別是民眾教育、乡村建设诸事。东北三千万生民，亟待先生之智。路费聘书，已备。盼覆。张瑾之拜上。”

写完，他將三封信交给谭海：“用最快的渠道送出去。告诉去的人，態度要诚恳，条件要优厚。他们有什么要求，只要合理，都可以谈。”

“是！”谭海接过信，又问，“那刘振川和叶沧澜那边……”

“加快接触。”张瑾之说，“刘振川刚从德国留学回来，学的军事理论，现在在上海教书。这种人，正是我们缺的——懂外军，懂现代化战爭。叶沧澜在天津，搞地方军政，主张整军经武、抵御外侮，和我们的理念一致。这两个人，要儘快请来。”

他顿了顿，补充道：“告诉去上海的人，见到刘振川，可以带他去看看我们改造后的兵工厂图纸，看看新式战术操典。告诉他，在东北，他的理论可以变成实践。告诉去天津的人，见到叶沧澜，可以讲讲我们怎么整顿军队、怎么准备抗日。他们都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选择。”

谭海一一记下，正要离开，张瑾之又叫住他：“还有一件事。贺云亭那边，派人陪他好好看看。不只是看好的，也要看问题——土改中的纠纷，工厂里的困难，军队里的不足。我要他知道，东北不是在演一齣戏，是在真刀真枪地改革，是在一堆问题中找生路。”

“明白！”

谭海离开后，书房重归寂静。张瑾之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秋日的阳光洒进来，温暖而明亮。庭院里，几株菊花开得正盛，金黄、雪白、紫红，在风中轻轻摇曳。

远处传来学堂的钟声，孩子们开始上课了。更远处，兵工厂的烟囱冒著浓烟，新的机器正在铸造。街上，人力车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有轨电车的叮噹声，交织成一座城市甦醒的交响。

这一切，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

张瑾之想起穿越前读过的歷史——1931年的今天，东北还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少帅在北平看戏，官员在贪污腐败，军队在吃喝嫖赌。然后，9月18日，一声爆炸，一切化为乌有。

而现在，歷史已经被他撬动了一丝缝隙。土改在试点，军队在改造，工厂在扩建，人才在匯聚。虽然还只是开始，虽然问题如山，虽然敌人环伺——但至少，开始了。

距离那个夜晚，还有342天。

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在悬崖边奔驰。但必须走，必须跑，因为停下来就是死，慢下来也是死。

“少帅。”于凤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张瑾之转身。妻子站在书房门口，手里拿著一件外套：“起风了，加件衣服。”

他接过外套披上，握住妻子的手。那双手很软，很暖，让他想起这个世界上，除了责任和使命，还有需要守护的人。

“凤至，”他忽然说，“如果有一天，我失败了，东北丟了，你会怪我吗？”

于凤至看著他，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摇头：“我不会怪你。因为我知道，你尽力了。而且……”她顿了顿，声音很轻，但很坚定，“而且我相信，你不会失败。”

张瑾之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没有说话。

有些话，不必说。有些人，不必问。

窗外，奉天城在秋日的阳光中焕发著生机。街道上，分了地的农民赶著大车去卖粮；工厂里，下了班的工人说笑著走出厂门；学堂里，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隨风飘来。

这一切，就是他要守护的。

这一切，就是他拼命的意义。

张瑾之重新走回书案，摊开一份新的文件——是关於建立“东北工业学校”的筹建方案。他提起笔，开始批阅。

阳光从东窗移到中天，又从书案的一角慢慢爬向另一角。书房里，只有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偶尔翻动文件的哗啦声。

而在奉天城的各个角落，他布下的棋子，正在悄然移动。

高文彬在准备明天的会面，挑选最精干的隨从，检查每一件武器。夜猫子带著一队人，悄然出城，向石人坳方向潜行。三路信使，带著三封招贤信，分別奔向湖南、湖北、江西。另外两路人，正在准备行装，即將前往上海和天津。

这一切，像一张正在缓缓铺开的网。

网的中心，是这座书房，是这张书案，是这个正在伏案疾书的年轻人。

他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老北风会不会归顺，不知道那些人才会不会来，不知道改革能不能成功，不知道战爭什么时候爆发。

但他知道，他必须做。

因为如果他不做，就没人会做。

因为如果现在不做，就永远没机会做了。

窗外，日头渐斜。

新的一天，在忙碌和希望中，悄然流逝。

而东北的命运，就在这一天天的忙碌中，一点点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