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清朝奠定版图”的说法，本质是对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土逻辑的刻意混淆——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的“文化版图”与近代西方强加的“地理版图”，二者的核心逻辑与价值取向天差地別，將现代中国疆域归因於清朝，更是对歷史脉络的严重曲解。

华夏传统的“文化版图”，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纽带，遵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其本质是“文化认同下的向心力”。

这种版图形態不依赖明確的地理边界，而以“华夷之辨”为精神內核，讲究“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

周边政权若认同儒家文化、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体系，便自然纳入这一版图范畴。

最典型的例证便是明朝与朝鲜、琉球的关係：朝鲜李氏王朝自建立起便奉行“事大主义”，全面推行明朝礼制，使用洪武、永乐等年號，科举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內容，甚至在明朝灭亡后仍私下沿用“崇禎”年號达200余年；

琉球国则主动遣使入明，接受“琉球国王”册封，將明朝历法、儒学典籍与手工业技术引入本土，王宫正殿悬掛的“中山世土”匾额便为明宣宗御笔所赐。

这种基於文化认同的附属关係，构成了华夏文化版图的核心形態，其影响力远及东南亚、东北亚的广阔区域。

而现代领土的“地理概念”，源头是1648年西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核心是“以强权划分边界、以条约確认主权”，本质是近代列强瓜分世界的工具。

该体系诞生於欧洲三十年战爭后，初衷是解决欧洲各国的领土爭端，却隨著殖民扩张成为列强对外侵略的“法理依据”——它將土地视为可交易的“商品”，完全无视被划分地区的文明传承与民族意愿。

清朝与这一体系的接触，从始至终都带著被动与屈辱的烙印：1842年《南京条约》首次以不平等条约形式確立“现代领土边界”，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此时的“接受”绝非主动融入，而是列强坚船利炮下的无奈妥协。

此后半个多世纪，《璦琿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接踵而至，清朝累计割让领土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相当於三个法国的面积，其中仅1858年《璦琿条约》就將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拱手让人，这片土地正是明朝奴儿干都司的辖地，曾有明朝官员在此设立永寧寺碑，明確行使主权。

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荒诞言论，並非一时失言，而是清朝统治者“窃国者”心態的集中暴露。

从入关之初起，清朝统治者就始终將辽东视为“龙兴之地”与最后的退路，推行“柳条边”政策严禁汉人迁入，將东北打造成满族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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