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地上那几棵柿树叶子落尽了，还剩三两颗柿子掛在梢头，让鸟啄剩的，干了，黑了，吊著不肯坠。

院墙边那蓬蒿草躥了半人高，让太阳晒蔫了，垂著头，也不肯死。

梁园坐在门槛上，把一截枯藤折成几段，又一段一段码齐，再折。

他手里不能空著。

空著的时候，会去想不该想的事。

屋里阿娣睡著了。

这几日她总说乏，分明什么都没干，只是坐著，躺著，望著窗外那条下山的路。

今早她要起来煮粥，扶著门框站了半晌，额头上一层虚汗，他又把她按回榻上。

褥子薄，她翻个身，草蓆窸窣响。

顺儿丟了四十九天。

去顶津县报了四次。

第一次是丟了当天，县尉记了名姓，说会行文各乡。

第二次是第五天，他在县衙外跪了一下午，门子收了二十文茶钱，回话依旧是“已报备”。

第三次是半月后，他把家里最后一对银耳饰塞给书办，书办嘆了口气，说六月丟了七个孩子，你这不算急的，回去等信吧。

回去等信。

他把枯藤又折断一截。

祖辈给开国皇帝修过路，通过大渠，那本《通渠营造法》传了不知多少代，边角都已经被虫蛀了，他还是用油纸包了三层，压在了箱底。

阿娣前日说：“卖了吧，听说县城里有书商收旧籍。”

他没应声。

那是祖宗传下来的。

爷爷临终前握著他的手，说得含混不清：“咱家就这点东西了，你爹不学，你也不学，可东西要留著，留到哪天算哪天。”

他没学。

他只会种地、垒石、夯土。

那本书里的一半字他认不全，另一半认全了也不懂。

可他不能卖。

卖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日头移到院中央，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

他望著那片坡地。

三十亩坡田，种粟和黍。

这季节粟苗该有膝盖高了，可他地里那一片，稀稀拉拉，矮半截。

五月雨水少，他又顾著找顺儿，错过了锄二遍草的时节，草比苗壮，爭了肥，爭了水，收成剩不下几成。

打下来的粟米，碾出来粒瘪，煮粥都嫌稀。

他已经欠了万德县刘家三年的租。

头一年欠七斗，托人带话求宽限，刘家没回音，第二年又欠一石二，他还是托人带话，刘家依然没回音。

不是刘家好说话，是刘家根本顾不上。

万德县在山那头，走路起码要走一天一夜。

听说那边的山贼前年闹得凶，劫了运粮的驮队，杀了三个护院，大少爷刘砚书岁数还小，远近都顾不过来。

这些年，刘家没来收过一次。

乡里人都说：“刘家是不是把这片佃户忘了？”

可梁园知道，忘不掉的。

前日里保正捎话来：“刘家打发人过来了，这一两日就到。你准备准备，把能凑的凑一凑。”

他於是把屋子翻了整整三遍。

米缸是空的，麵缸是空的，樑上那几串乾菜早吃尽了，瓦罐里还有三枚鸡蛋，阿娣攒著，说要等顺儿回来给他补身子。

他没有动那三枚蛋。

他把搁在院角的那副石锁翻出来。

那是爷爷留下的，少说三十斤，青麻石，磨得稜角都圆了，从前爷爷用它练力气，说祖上传下这手艺，万一日后要修桥铺路，没力气可不行。

他拎著石锁去了镇上。

铁匠铺的王麻子掂了掂，伸出两根手指。

二百文。

他没还价。

二百文离租子还差十万八千里，可他实在没什么可卖的了。

去顶津县找顺儿那些日子，盘缠，打点，托人，早把家底掏空了，阿娣的银簪子，他成亲时的那件绸褂子，顺儿满月时亲戚送的长命锁，一样一样都当了。

只剩那本营造法。

还有三枚鸡蛋。

日头西斜了些，蝉声反而更躁。

山道空空荡荡，白晃晃的，看不见人影。

他觉得自己活得真不像样。

三十三岁的人了，地种不好，孩子护不住，连老婆跟著他都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阿娣嫁过来时是九月，那年秋天雨水足，粟米收得好，交了租还剩十二石。

她坐在驴背上，红盖头被风吹得一掀一掀，他走在前头牵韁绳，脚底生风，觉得往后的日子不知有多长，多好。

他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三间土坯房，三十亩佃来的坡田，和那本压在箱底永远用不上的旧书。

她没嫌过。

十年了，她没嫌过他一句。

他转身进屋。

阿娣醒了，靠著床头，望著窗外出神。

顺儿的衣裳还搭在床边，浅蓝布，洗得发白，补丁压补丁，她每天早上叠好，晚上又摊开。

他没敢看那件衣裳。

“我去烧水。”

“不渴。”

“那也喝一口。”

他去灶房，添水引火。

灶膛里热浪扑出来，混著柴烟，呛得他眼睛发酸。

水还没烧开，院外传来脚步声。

他走出去。

三个人站在篱笆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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