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捐的？”

张家媳妇不说话了。

女同志等了一会儿，又问：“是不是自愿？”

张家媳妇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她看看四周，又低下头去，声音压得低低的：“不捐不行。”

“怎么不行？”

“我家男人在轧钢厂。”她说，“他本来在二车间，活儿轻省。有一回我没凑够钱，晚捐了两天，他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去了。那活儿重，他回来手都抬不起来。后来我借钱补上了，他才调回来。”

她顿了顿：“傻柱还去食堂堵过他。连著三天，给他打菜全是汤，一点乾货都没有。他回来饿得慌，也不敢说。”

女同志在本子上记。

张家媳妇又说：“我家孩子在红星小学念书。阎埠贵在那儿当老师，教语文。孩子回来说，阎老师老点他名，答不上来就罚站。有一回站了一下午，回来腿都肿了。”

她抬起眼看那女同志：“我后来才琢磨过来，是因为我有一回捐得少了，差五毛钱。”

女同志停下笔：“差五毛钱？”

“那天实在凑不够。”张家媳妇低下头，“就那一次，以后再不敢了。”

问完了，她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颤颤的：“同志，我家男人不知道我来这说什么，你们別告诉他，行吗？”

女同志点点头。

张家媳妇走了。

第三个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姓马，刚进厂两年。他在条凳上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捐款的事知道吗？”

“知道。”年轻人点头，“我刚进厂那年就知道了。”

“捐过没有？”

“捐过。”他说，“第一回捐了一块，傻柱嫌少，堵著我让我补。我补了一块，还是嫌少。最后补到三块，才算了。”

他顿了顿，又说：“后来每月都三块。我工资十八块，房租一块五，吃饭省著吃也得十块，三块全捐了。剩两块五毛，买肥皂牙膏都不够。”

“你没想过不捐？”

年轻人苦笑了一下：“想过，隔壁老王试过。他第二个月就没捐，第三个月就被调到翻砂车间去了。那活儿又脏又累，还伤肺。他干了半年，人就病了，后来把工位卖了，回老家种地去了。”

“卖工位？”

“卖了三百块。”年轻人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兄弟，能忍就忍著，忍不了就走，別像我似的，把命搭上。”

问话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年轻人又开口了，声音低下去：“我听说，前几年搬走了好几家。有回老家的，有去別处投奔亲戚的。都是实在熬不下去的。”

“他们去哪儿了知道吗？”

年轻人摇头：“不知道，走了就走了，没人问。”

问话的人在本子上记完，抬起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年轻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声音压得低低的：

“同志，钟建华的事。”

问话的人看著他。

年轻人说：“他比我们惨。傻柱专打他，每回捐款都让他捐大头。有一回我在院里看见，傻柱一巴掌扇得他转了个圈，他捂著嘴，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一声没吭。”

他顿了顿：“我不知道他这回跑哪里去了，但我知道，他是实在活不下去了。”

说完他走了。

天已经大亮了。

院子里阳光照进来，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地上。可那些坐在桌子后头的人，没有一个觉得暖和。

桌上的本子越堆越厚。

一张张纸上，密密麻麻记著人名、钱数、日子、事儿。

记著谁被打过，谁被骂过，谁被调过岗，谁被抖过勺，谁家孩子被罚过站，谁家被逼得卖了工位回了老家。

一个年轻干事把本子抱起来，送到周主任面前。

周主任翻著看，一页一页翻。翻著翻著，手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著站在面前的几个人。

“钟建华写的那些，你们都看了吧？”

几个人点头。

周主任把本子往前推了推，声音沉下去：“他写的那些，只是他自个儿的。这些——”

他拍拍那摞本子。

“这些是全院人的。”

没人说话。

周主任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院子里，阳光照著，有人在走动，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有人被带进带出。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

“去问问易中海。”他说，“问问他是怎么当这个一大爷的。”

外头有人应了一声，脚步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