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4章 为女王献上至高无上的“忠诚”

当亚瑟迈进书房的大门时，莱岑夫人也习惯性地向维多利亚请辞。

对此，亚瑟也是见怪不怪了。

每当女王的大臣们走进一扇门的时候，这位常伴女王左右的男爵夫人就会从另一扇门走出去。而当他们退出以后，她又会马上重新返回。

没人知道，也没人曾经想知道她对维多利亚的影响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她到底对年轻的女王起著什么样的作用。

虽然莱岑自己声称，她从来不与女王討论公务，作为女王的家庭教师，她向来只关心私事，私人的信件，私人的生活琐事。

毫无疑问，如果按照字面意义解释，她確实是没有参与公务，但是对於维多利亚来说，公务与私人事务的区別总是十分暖昧。就一位统治国家的君王而言，这种区別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统治国家便是国王的私人事务，而国王的私人事务在政府看来向来属於公务。

並且，考虑到莱岑夫人在白金汉宫的臥室紧挨著维多利亚的臥室，单是这一件事就不能只看作是私人事务了。

亚瑟站在原地，目送莱岑夫人离开。

门合上的声音很轻，却足够让人意识到，这间书房里的气氛，已经从“正式会晤”转入了“私下閒聊”。

亚瑟对此並无任何不適。

他甚至连一丝多余的念头都没有生出。

在白金汉宫，这样的进出早已成为一种无需明言的潜规则。

谁在场，谁离开，往往比任何一句话都更能说明问题。

门关上的一瞬间，维多利亚的肩背微不可查地稍稍放鬆了一点。

亚瑟看见了，却没有点破。

他只是依照礼节行了一礼，在书桌前恰到好处的距离停下。

“女王陛下。”

维多利亚抬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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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爵士。”她开口道：“路上还顺利吗？”

“十分顺利，陛下。”亚瑟顺其自然地坐下，笑著问了句：“您对前几天来到白金汉宫拜见您的几位绅士感觉如何？”

“几位绅士？”维多利亚像是回忆起了那天的场景：“他们人都很好，卡特先生和达尔文先生相较於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感觉胖了些，但个性没怎么变。卡特先生说话直接，有时甚至有点————不太讲究场合，不过我並不討厌这样，毕竟他和您一样毕业於自由的伦敦大学，是个典型的新派人物。”

亚瑟听到这里，忍不住鬆了口气。

他在来之前，就一直在担心埃尔德那天的表现。这倒不是担心他失礼，毕竟埃尔德在白金汉宫失礼几乎是一定的。但现在看来，埃尔德起码没有触怒维多利亚。唯一不好的地方在於，埃尔德的表现貌似让维多利亚对伦敦大学的教育质量產生了奇怪的印象，亚瑟也搞不懂，为什么维多利亚会认为念过伦敦大学的人就一定是不懂礼貌的了。

“达尔文先生也是老样子。”维多利亚继续道：“每次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是在和你说话，却又仿佛有一半心思不在这里。但他回答问题时非常认真，一旦开口，就不会敷衍。我觉得————他更关心事情本身，而不是说话的人是谁。”

说到这里，她微微停住，像是在无意识地整理印象：“狄更斯先生和我想像中的————

不太一样。我读他作品的时候，总觉得他一定是个很热闹的人。我觉得，能写出《匹克威克外传》的傢伙，肯定总是在说话，总是在笑，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似的。可真正见到他以后，我反倒觉得————他安静得多。”

维多利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起来像是有些不知该如何继续。

“他和我谈了很多《雾都孤儿》的创作灵感。起初我以为，他只是隨口提起，或者像別人那样，说几句制度需要改进之类的话。”她轻轻摇了摇头：“可他没有。”

亚瑟虽然早就知道狄更斯会聊这些，但是他还是装出一副很意外的模样：“查尔斯和您聊了济贫法？”

“嗯————”维多利亚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了：“其实也不算和我聊了济贫法，他只是讲了一些具体的人。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被送去做学徒却又被退回来的男孩，还有那些在工场里干了一整天，却仍旧吃不饱的女人。他告诉我，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已经发生很久了。”

亚瑟轻轻嘆了口气，带著一点恰到好处的无奈，他就像是在替朋友收拾残局似的，摊了摊手。

“大概是查尔斯的老毛病又犯了。”亚瑟说道，语气刻意放得隨意：“一旦谈起写作，他就容易忘了分寸。我想，他多半不是故意让您感觉为难的，那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事。抱歉，陛下，我早该事先想到这一点的。”

这话说得不重，却刚好把责任揽了过去。

“不。”维多利亚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语速比方才快了一点，像是生怕被误解似的：“您別误会了，我没有怪罪他的意思。真的没有，他並没有失礼，而且也没有逼我回答什么。”

“只不过————”维多利亚抬起头看向亚瑟，眼神里明显带著些懊恼：“我暂时还没学会该怎么面对这种话题。如果他说的是书，或者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安排，我还能回应他几句。可当他说那些孩子、那些女人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不论我怎么回答，都显得太不合时宜了。”

她说到这里，微微蹙起了眉：“如果我表现得太认真，那就好像是在承诺什么，但我不能在没有与內阁和枢密院磋商的情况下，私下向別人承诺更改一项事关重大的法律。可如果我只是听著，又好像显得太轻率、太没有同情心了。如果您见到狄更斯先生，请务必帮我转告他，我真的很感谢他那天能够告知我如此之多的社会实情。”

“陛下能有这样的想法，能说出这样的话————”亚瑟微微一怔，旋即换上了一副笑容，他的语速很慢：“就已经远比大多数人所期待的要多了。至於您方才提到的那些困扰————其实並不只是您一个人的。”

“这一点我明白。”维多利亚点了点头：“罗素勋爵最近確实很辛苦。”

亚瑟听到维多利亚居然开始主动体贴起了內务大臣，不由得想要把话题往回掰。

毕竟在他看来，不论是罗素还是墨尔本，他们迄今为止碰到的许多麻烦都是自找的。

辉格党，这个自由主义政党，自从上台执政之后，便已经日趋保守化，但是他们又不愿捨弃自由主义的旗帜，並白日做梦般的希望这面旗帜依然能够源源不断的给他们带来选票。

这样一个大脑与屁股分离的政党，自然会在许多政策的执行问题上出现心口不一的症状。

倘若辉格党想要寻求社会稳定，那么就应当下定决心保守化，在济贫法问题上直接退让。如果他们愿意提出《济贫法修正案》，依亚瑟的观察，保守党是不会对这一议题大加阻拦的。

倘若辉格党依然延续1832年议会改革时的执政纲领，那么在济贫法问题上就理应遵照济贫法委员会的意见，按照埃德温·查德威克的想法，快刀斩乱麻式的一口气解决几个世纪以来因济贫税而带来的沉重財政负担，即便这种做法会引起社会动盪。

毕竟，新《济贫法》的好处显而易见。

在新《济贫法》通过前，济贫税事实上是由教区自行徵收、分配的，因此救济標准也因地而异，缺乏统一尺度，在部分乡村地区，尤其是户外救济盛行的区域，济贫救济事实上成了工资补贴。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农场主可以压低僱农工资，因为即便僱农工资不足以达到最低生活標准，其中的差额也可以由济贫税补齐。这么干的人多了，济贫支出自然会呈现逐年结构性上涨的態势。

如此一来，对中央政府而言，济贫税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但却持续膨胀的財政黑洞。

在旧制度下，一个低薪僱农的收入往往来自於工资和济贫补贴。因此，他们甚至可能比独立劳动者过得还稳定。而僱主也更倾向於低薪僱佣，把他们的用工成本转嫁给公共救济。

而在新《济贫法》施行后，零散的教区救济被统一併入联合济贫区，往日不成系统的济贫事务也引入了统一的財政、审计和监督体系。並且，新《济贫法》还明確了一个核心原则：济贫不是工资收入的补充，而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从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如果新法可以顺利施行，不仅可以让劳动力回到市场，令工资真实反映供需，促进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还可以削弱地方传统权力，剥夺地方乡绅的救济裁决者身份，解除僱农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係，强化中央政府与议会的权威，顺便还能削弱保守派的社会基础。

但现在的问题在於，辉格党为了自由主义的选票，不愿伸手打自己的脸，直接提出《济贫法修正案》。但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他们又忧心於新《济贫法》带来的社会动盪，所以想要在执行层面放缓步伐，如果地方上反对激烈的话，甚至原地踏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如此掩耳盗铃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鼓励地方自决，將中央政府的济贫权力下放。

作为杰里米·边沁的衣钵传人和专制的自由主义者，亚瑟自然对这种地方分权的结果很不满意。

但是，如果站在济贫院长期住户、来自约克的良心和警务部门负责人的立场上，虽然从长远来看，新《济贫法》的短痛远比老《济贫法》的长痛要好，可这一刀確实太痛，也太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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