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什么叫做高下立判啊？

原来，自从刘培文前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后，通过报纸、电视媒体的传播以及刘培文一系列作品在法兰西的畅销，法兰西逐渐掀起了一股对於中国作家的关注热潮。

这股热潮从《放牛班的春天》去年发行后愈加浓烈，考虑到今年刘培文编剧的《情人》还將登陆法兰西影坛，法兰西文化部门觉得这是个趁机拉近两国关係的好时机，於是乎在今年五月末到六月初，他们特別邀请了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2人前往访问。

为了配合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法兰西同时邀请了正在国外的刘xx等几位中国作家。

这是近年来访法的阵容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法兰西文化界十分重视这次中法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计划举行多轮报告会、座谈会以及与读者和观眾见面等活动。

法兰西的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导。可以说，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在法兰西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法兰西文化界特別是华人华裔当中，產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来这是一个对大家都很好的事情，但是偏偏坏了事。

结果就在前天晚上，一个主题为“中国文学的觉醒”的研討会上，旅法的作家代表们发表了一些连法方都难以接受的言论，引发了一场辩论风波。

一位作家说：“我在写小说过程中碰到一个很沉重的心理问题。我是排除不掉两个阴影：一个是我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非常惊人的贫穷，一个是我们民族的总体文化水平非常低下。”

另一个作家则是表示：“中国许多作家像是不合时宜的雄鸡。不正常的雄鸡们总是半夜叫。这样就引起主人们的生气，於是就把它杀掉了。”

本来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诉苦也就罢了，可是等到別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

他们的態度就变了。

参加交流活动的华人学者许广存听完之后评价道：“从你们的敘述里，人们发现中国这么渺小，这么卑鄙。

你们没有一个人谈到中国文化、中国的歷史对你们的影响。在你们的作品中就是揭发、揭发，已经揭发十几年了，还在揭发。

“中国是贫穷，但中国的文化並不贫穷，应该歌颂我们的民族。不要忘记你们作为作家，应该引领中国人民前进。”

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所有代表团作家们几乎一致的批评。

几个作家便一个紧接一个对他进行批驳，而且有些人嗓门很大，有的代表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著他进行詰责。

这种根本不容许討论的態度，让现场不少人都觉得大失所望。法国电视一台记者雅克琳娜·迪勃瓦当场公开表示：她对这批作家的水平感到失望，她將放弃对他们的採访报导。

当天过后，有驻法记者去採访许广存，许广存跟记者说：“他们口口声声说別人不让他们说话，结果当我跟他们討论的时候，其实是他们不想让我说话。”

一些法国人士也说：这些“中国作家气量小，气质也差，听不进不同意见，

自己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自由，却不懂得如何民主地討论问题”。

等到六月一號这天，《欧洲时报》刊登“特稿”《一场关於中国文学创作倾向的辩论》，记述了5月27日討论会上几位中国作家与许广存的辩论以及一些相关人士的评价。

刘和一位作家找到了该报社长和总编辑，严厉质问：为什么要刊登许广存的“反动言论”？

在得知那个记者是是国內某新闻机构驻法记者时，立即扬言：回燕京后要找领导，將这位记者调回国內、撤他的职！

当全程在场的莱昂把这些消息转述给何晴之后，何晴虽然心中反感，但还是一一记录下来，如实地告诉给刘培文。

刘培文听完了经过，毫不留情地批评道：“这些人，自翊是文学的良心，实际上不过是占著位置不肯撒手，凭藉自己的疮疤討要权力的学阀！”

说罢，他翻了翻电话本，一个电话打给了章广年。

“培文？稀客啊！”章广年的声音传来，“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去法国访问的中国作家团的事儿，到底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情况”？”

“少打马虎眼，你不应该问我什么『什么情况”，而是直接告诉我到底什么情况。”

听到刘培文如此认真，章广年嘆了口气，“还能是什么情况，刚出国，觉得自由了，难免发发牢骚、冒点火气。”

“这也叫发牢骚？我可是知道有几个人，特別是那个刘，未免也太跋扈了！”刘培文吐槽道：“自己骂国家的时候理直气壮，別人不认可说了两句，就要群起而攻之，还要处罚人家记者，谁给他的权力？口口声声说自由，他们尊重过谁的自由？”

章广年没说话。

怎么说？人选是作协推的，是各省报过来的，大都是作品知名度高的作家，

如今出了这种『友邦惊”的事情，只能和稀泥。

听到章广年没声了，刘培文也明白，事到如今，他恐怕也没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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