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一路呼啸，没有开往东山市局，而是径直驶上了返回绿藤的高速公路。这正是祁同伟布下的第一重迷局——他深知高明远在绿藤根基深厚，必然能第一时间掌握押解路线。

他故意放出风声，声称要將孙兴直接押往省厅专用看守所，造成一种他极度不信任绿藤的假象。

然而，真正的杀招，就藏在“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这句老话里。

祁同伟算准了，一旦高明远和其保护伞得知孙兴將被押离绿藤，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鬆一口气，继而將灭口的重心转移到外部或省厅方面，反而可能对绿藤本市看守所的戒备有所鬆懈。

他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將孙兴这把关键的“钥匙”，放回贼窝的最中心，看看究竟能炸出多少条沉底的恶鱼！押解车队本身，就是诱饵的一部分。

几乎在孙兴被押上车的同一时间，绿藤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办公室內，贺芸瘫坐在椅子上，面色惨白如纸。桌上那部刚刚结束与高明远通话的加密电话，仿佛还残留著对方歇斯底里的威胁和寒意。

极度的精神压力下，她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幻觉，儿子惊恐的脸、高明远狰狞的脸、祁同伟锐利的眼神、纪检组巡视时探究的目光…交替出现，她的內心已经到达崩溃边缘。

还有那些可能被孙兴供出来的、足以让她万劫不復的秘密像一座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颤抖著手打开抽屉深处，拿出那盒她私下备下、原本用於了结自己的药物（一种强效镇静剂，过量可致人死亡）。

药盒在她手中拿起又放下，內心在天人交战。她不畏死，但她不忍心看到自己唯一的儿子死在她前面，更无法想像儿子听到她身败名裂、鋃鐺入狱甚至被判处极刑的消息。

她知道这些年犯下的错误，罄竹难书，足以让她死几回。她內心甚至闪过一丝荒谬的希望：或许用她的自我了结，能换来省里那个人的一丝愧疚，出手保住他儿子不死？只要那个人不倒，高明远不被彻底清算，孙兴就总有再次出来的机会？

但是高明远最后那句话——“別忘了，你不仅是局长，你还是他妈！”——像魔咒一样在她脑海里循环。

她还配得上那身警服吗？她早已將入党、入警的誓言践踏在地。

內心深处，那一点点的职责、法律、底线如同风中残烛般微弱地闪烁过，但旋即被更强大的力量吞噬。

但最终，在母亲保护孩子的原始本能和自身对身败名裂、乃至死亡的巨大恐惧面前，一切挣扎都变得不堪一击。她不能死，她死了，儿子就彻底没了指望。

她猛地放下了药物瓶子，眼神中不再有挣扎和情绪，只剩下一种破釜沉舟的麻木和冰冷。她这一辈子已经对不起组织和人民，但绝对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儿子！

她从保险柜最深处再次拿出一个从未启用过的手机卡，插上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深吸一口气，拨通了一个她以为这辈子都不会主动拨打的號码。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那头传来一个压低著、极其不耐烦甚至带著恼怒的声音：“贺芸？！你疯了吗！这个点用这个號码联繫我？！你不知道现在整个绿藤市公安局的通讯设备都已经被重点监控了吗？！你想害死所有人吗？！”

这一次，贺云反而不再害怕了。內心那层最后的遮羞布被彻底撕下后，一种诡异的平静和破罐破摔的疯狂笼罩了她。

贺云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的、甚至带著一丝嘲讽的语气响起：“王副省长，你是害怕了吗？现在才怕，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电话那边明显停顿了片刻，似乎被贺芸这反常的態度和直接的称呼惊呆了，隨即是一种被冒犯的震怒：“贺芸！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想清楚后果！”

贺云不再搭理他的官威，直接切入主题：“王副省长，我很清楚在和谁说话。我不是在求你，我是在通知你。要想平安落地，就想尽一切办法，保我儿子不死。否则，我手里那些东西，足够让所有人都给我陪葬。只要我看到我儿子安全了，我会永远闭嘴，把那些秘密带进坟墓。”

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只能听到粗重的、压抑的呼吸声。良久，那边传来一种深深的、带著极度无力感和被迫妥协的声音：“…我知道了。我…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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