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明风波的平息，以及“企业寧静日”等保护性措施的出台，暂时遏制了赵瑞龙等人针对改革典型的直接攻击。

然而，陈立言深知，这绝非斗爭的终结，而是標誌著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

对手意识到粗暴的抹黑和骚扰难以奏效，必然会转换策略，寻找更隱蔽、更具“合法性”的切入点。

果然，新的战场很快在“京州-连州科技创新走廊”的具体实施层面悄然开闢。

这一次，对手不再直接对抗走廊建设的宏大战略，而是试图从內部影响其走向，將其扭曲为符合自身利益的形態。

他们的武器，不再是匿名信和恶意检查，而是变成了“专家论证”、“学术研討”和“模式之爭”。

一位在国內学术界颇有声望，且与瑞龙集团存在若即若离諮询关係的经济学家韩东君教授，在一次由某智库举办的研討会上，发表了对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性意见”。

他首先高度肯定了走廊构想的战略意义，但隨即话锋一转，提出“市场主导不等於政府无为，但政府应避免过度介入具体產业技术路线的选择”，並著重强调了“引进国际成熟技术和资本，往往比扶持本土初创企业效率更高、风险更小”。他委婉地批评了目前走廊建设中对本土科技企业，如王启明公司等的“过度倾斜”，认为这可能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甚至滋生新的“政策寻租”。

这番论调，以其学术外衣和看似中立客观的立场，迅速在相关圈层內传播，引发了不少討论和共鸣，尤其是一些与外资联繫紧密或更倾向於“拿来主义”的学者和官员。

几乎同时，省发改委牵头组织的走廊建设专家諮询会上，也出现了类似的爭论。有专家提出，走廊建设应聚焦於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重点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海外高端人才，对於尚不成熟的本地技术，可以鼓励其先为国际巨头做配套、“在干中学”，而非急於扶持其挑战產业链高端。

这些声音，本质上是在质疑乃至否定陈立言一直强调的“自主创新”和“培育本土產业链”的核心思路，试图將走廊建设引向一条更依赖外部技术、更有利於既有国际资本和国內买办型资本的道路。

而这，恰恰与赵瑞龙们试图通过包装“瑞龙科创”这类空壳公司，或者直接引入其关联外资分食政策红利的目標不谋而合。

陈立言敏锐地察觉到了这股思潮背后的潜台词。这不再是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改革方向的爭夺，是一场关於汉东未来產业主导权和命脉掌握在谁手里的意识形態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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