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深秋，突尼西亚城的港口飘著咸湿的海风，几艘掛著义大利旗帜的商船正缓缓靠岸，搬运工们光著脚在石板路上奔跑，將棉花、橄欖油桶扛进岸边的货仓。

约安尼斯?科斯塔斯身著剪裁合体的羊毛商人装束，袖口別著希腊商会的银质徽章，手里提著装满样品的皮箱，站在码头的灯塔下，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眼前的景象。

这是他抵达突尼西亚的第三天，也是以“希腊商人”身份展开探查的关键日子。虽然配备了翻译，但他在陛下提出突尼西亚战略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如今正是用武之地。

突尼西亚地处北非中心，扼守东西地中海咽喉，北部沿海平原盛產小麦与橄欖，內陆草原畜牧发达，南部已勘探出磷酸盐矿，其港口更是战略要地。

但此时的突尼西亚已深陷危机：1863年政府宣布破產，债务压得贝伊政权喘不过气，而在未来的1867年大饥荒將至，欧洲列强正通过“国际財政委员会”逐步掌控其海关与税收，政局动盪不堪。

“先生，需要帮忙搬运货物吗？”一个皮肤被晒得黝黑的阿拉伯少年凑上来，说著夹杂法语的阿拉伯语。

约安尼斯摇了摇头，递过一枚小银幣，顺势问道：“听说北部平原的橄欖园今年收成不错？我是来谈橄欖油贸易的，想找个嚮导带我去看看。”

少年眼睛一亮，立刻点头：“我家就在比塞大附近，那里的橄欖园一眼望不到头，只是今年徵税的人来得勤，好多农户都不敢多晒油了。”这话正中约安尼斯下怀。

他跟著少年穿过港口区，沿途的景象渐渐拼凑出突尼西亚的经济轮廓：沿海街道旁，义大利侨民开的商铺占了半条街，橱窗里摆著欧洲的钟表、布料，门口掛著“领事裁判权保护”的木牌；拐进阿拉伯市集，叫卖小麦、大麦的摊贩声音嘶哑，布袋上的补丁层层叠叠；再往內陆走，偶尔能看到牧民赶著瘦骨嶙峋的牛羊经过，皮革贩子蹲在路边，手里的皮子成色远不如往年，这与他临行前国王康斯坦丁交代的“突尼西亚农业为基、牧业为辅”的信息吻合，只是债务危机的痕跡比想像中更重。

“为什么徵税变多了？”约安尼斯装作不经意地问。

少年压低声音：“贝伊要还欧洲人的钱，去年就说国家破產了，今年连麵包都贵了好多，南边还有人饿肚子呢。”

他指了指远处广场上的士兵，“那些当兵的也没精神，枪都锈了，也没见贝伊给他们发钱。还说想学欧洲练兵，可连子弹都没买，纯是在做梦。”

约安尼斯顺著少年指的方向看去，几名穿著褪色制服的士兵正懒散地站在广场角落，步枪斜挎在肩上，枪托磨得发亮，队列歪歪扭扭。其中几个高鼻樑、深眼窝的士兵，看样貌像是库鲁格鲁人，那是突尼西亚军队的核心力量，不但连最基本的纪律都维持不住，在当地没没有民眾支持。

库鲁格鲁人是土耳其军人与本地妇女的后代，形成一个独特的士官和低级官僚阶层。在奥斯曼逐渐失去对突尼西亚的控制后，他们成为了统治的基础支持力量。

当地的土耳其人倒是极少，约安尼斯来到这之后基本没见到过。

他默默记下：军事落后，装备匱乏，果然如情报所说，连镇压叛乱都难，更別提抵御欧洲列强。

接下来的几天，约安尼斯的探查范围不断扩大。

他去了南部正在勘探磷酸盐矿的区域，看到几个欧洲工程师带著本地劳工在荒地上钻孔，矿场外围掛著法国公司的牌子；他走进突尼西亚城的犹太区，与开钱庄的犹太商人打交道，对方抱怨“欧洲人掌控了大部分外贸，我们只能做些小额放贷，还要看领事的脸色”；他甚至在一次市集衝突中，看到库鲁格鲁士官试图调解，却被义大利侨民无视，对方只认本国领事，根本不把突尼西亚官员放在眼里。

“奥斯曼的苏丹管得了这里吗？”一次与犹太商人吃饭时，约安尼斯故意问。

商人冷笑一声：“苏丹的『任命状』不过是张纸！贝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奥斯曼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里还能管突尼西亚？”

“哈兹纳达尔首相？”约安尼斯故作惊讶，“我听说他是希腊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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