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的群山里永远飘著硝烟味，南部的北伊匹鲁斯更是如此。

这里没有真正的“国家”，只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在峡谷与山口间爭夺。

奥斯曼的正规军守著几个城镇据点，士兵们大多无精打采，连枪管都懒得擦。

地方军阀们的私人军队握著当地最精良的武器，但他们只认家族不认苏丹。

北部山地的部落男子，从小就带著枪长大，血仇律法刻在骨子里，谁要是惹了他们，就算躲到山洞里也会被揪出来算帐。

还有那些穿著破烂骑兵服的非正规军，名义上归奥斯曼管辖，实际上专靠劫掠基督徒村庄过活，跟他们一比，国军都算是纪律严明的了。

这片土地还没形成统一的民族概念，宗教分歧远超民族统一意识。一个穆斯林部落与一个东正教南部人之间，可能除了语言外毫无共同认同。

北伊匹鲁斯的村民世代与希腊往来，不少人会说希腊语，骨子里带著对希腊文明的亲近。

十七岁的卡西姆?索福卡，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卡西姆的父亲是个本地的军阀，手里握著北伊匹鲁斯两个山口的控制权，母亲则是来自希腊雅典的商人之女，会讲流利的希腊语，还教过他认希腊字母、读荷马的诗句。

十六岁那年，父亲的老对手伊斯梅尔突然带著人偷袭营地，火把照亮夜空时，母亲把他塞进地窖，自己却再也没回来。

等他爬出来，只看到满地尸体，父亲的弯刀插在血泊里。

之后的一年，卡西姆揣著那把弯刀在山里流浪。他不敢下山，他怕被伊斯梅尔发现。

他靠给商队带路混饭吃，夜里缩在废弃磨房里，一遍遍回想伊斯梅尔脸上那道扭曲的刀疤。他还是个没长开的少年，手里只有弯刀，连支像样的枪都没有，復仇不过是撑著活下去的念想。

直到那天傍晚，山脚下的小酒馆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坐在他对面。男人穿深色大衣，眼角有细纹，声音富有磁性。

他点了两杯酒，推给卡西姆一杯，开口就问：“想不想杀伊斯梅尔？”

他从没跟人说过仇，这人怎么会知道？

男人没解释，把一把恩菲尔德步枪的枪栓放在桌上：“三天后，我带二十支这样的枪、五十个能打的人来。你只需要告诉我，伊斯梅尔的营地在哪。”

卡西姆盯著冰凉的枪栓，喉咙发紧。

他知道这人有目的，可自己没有补给，再等下去別说报仇，恐怕连冬天都熬不过。

“我只要伊斯梅尔的命。”他声音沙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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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没说话，只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三天后，约定的山口里，二十支恩菲尔德步枪靠在石头上，五十个希腊退役军官和士兵穿统一灰色短褂，站姿比山里的土匪整齐得多。

中年男人站在最前面，身边跟著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攥著帐本。

“我叫阿里斯。”男人开口，带著希腊口音，“这些人给你。”

“其实我会希腊语。”卡西姆看向对方，“我们可以用希腊语对话。”

卡西姆没问阿里斯的来歷，他满脑子都是復仇。

他知道光靠希腊来的人手不够，便开始在北伊匹鲁斯的村落里奔走，逢人就说自己要替父报仇，杀了伊斯梅尔这个害了无数家庭的恶霸。不少牧民早就恨透了伊斯梅尔的劫掠，如今少主回来了，纷纷愿意跟著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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