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米特里偶尔会远远看到帐篷外的火把光亮，能听到里面传来讲课声，却从未靠近参与。

希腊军官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战俘们灌输“与希腊同源”的理念，强调他们虽信仰伊斯兰教，却与希腊人拥有共同的祖先，还邀请已归化的前奥斯曼非突厥裔士兵分享经歷，讲述如何“认清突厥压迫的本质”。

有情报兵透露，那些接受教育的战俘，起初只是沉默倾听，后来逐渐开始提问，看向突厥裔军官的眼神也从敬畏变成了疏离，甚至偶尔会流露出不满。

而少数族裔战俘与土耳其裔战俘之间的隔阂也日渐明显。

以往一起劳动时还会交流的士兵，如今大多各自聚集，库德人与切尔克斯人甚至会刻意避开土耳其裔军官的视线，战俘营內的气氛变得愈发微妙。

1873年的小亚细亚，现代意义上基於语言和血缘的民族认同几乎不存在，当地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分层化与碎片化的特点。

当时的小亚细亚，宗教认同是超越一切的核心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製度以宗教分野为基础，对穆斯林而言，“穆斯林”是他们首要且最重要的身份。

一个来自卡尔斯的人与一个来自科尼亚的人，即便语言习俗不同，只要同属穆斯林，在帝国框架內就会被视为“自己人”；对非穆斯林而言，“希腊东正教徒”或“亚美尼亚人”是他们的法定身份，宗教共同体的划分是当时最根本、最有效的社会与政治界限。

在宗教认同之下，是更为碎片化的地方与部落认同。

在“穆斯林”的大標籤下，人们更倾向於认同自己来自“卡斯塔莫努”或“卡拉曼”这样的具体地区，而非抽象的“土耳其民族”。

尤其是在东部和东南部，库德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等群体拥有强烈的部落认同，其忠诚度首先献给部落首长，而非遥远的奥斯曼苏丹或“民族”概念。

此外，职业与阶层认同也占据重要地位，人们会更倾向於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匠”或“士兵”，而非某个民族群体。

儘管奥斯曼帝国精英试图构建“奥斯曼人”认同，希望超越宗教將所有臣民团结在苏丹旗下，但这一概念仅在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流行，从未真正渗透到安纳托利亚的农村社会。

而民族认同的萌芽，也仅限於非穆斯林群体的边缘与知识界。

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因与欧洲接触更多，且拥有独立的教会体系，民族意识觉醒更早、更强烈，其余群体的民族认同几乎处於空白状態。

正是这种复杂的认同格局，让康斯坦丁制定的“定製化宣传”计划有了成功的可能。

通过精准击中不同族裔的痛点，打破宗教与地方认同的束缚，既能瓦解战俘对奥斯曼的归属感，又能製造內部矛盾，让土耳其裔军官陷入孤立。

情报部门早已记录下这些目標战俘的姓名、家乡与亲属信息，计划在未来派人联络，引导他们成为反抗突厥统治的火种。

隨著塞萨洛尼基的秩序逐渐恢復，希腊军总司令部在市政厅召开军事会议，敲定马其顿领土接收计划。

由於奥斯曼在马其顿地区的主力军团已被全歼，剩余的零星守军或溃散或投降，希腊只需派出少量兵力，便可完成对整个马其顿的接收。

会议决定，从塞萨洛尼基抽调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组成四支接收部队，分別向马其顿北部的斯科普里、奥赫里德，西部的比托拉，东部的塞雷进军。

每支队伍配备一名熟悉当地地形的嚮导，携带足够的粮食与弹药，同时携带印刷好的公告。

公告用希腊语书写，宣告希腊对该地区的接管，承诺保护所有族裔的生命財產安全，鼓励市民维持正常生活与生產。

在塞萨洛尼基城內，清理战场的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工程兵们用马车將街道上的弹壳、破损武器运出城外集中销毁，工人则用石灰水粉刷墙壁上的弹孔与血跡。

商铺老板们陆续打开店门，摆放商品，广场上甚至出现了流动的小吃摊，卖起了热乎的烤肉与薄饼。

一周后，当接收部队陆续出发时，塞萨洛尼基已基本恢復往日的生机。

只是街道上巡逻的希腊士兵，与市政厅前飘扬的希腊国旗，宣告著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