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晨光如约而至，却带著一丝初秋的凉意。海城医院心外科的多学科会诊室里坐满了人，空气里除了咖啡和消毒水的混合气味，还有一种压抑的沉重。

投影屏幕上並列展示著三张几乎一模一样的心臟超声图像——那是三胞胎的心臟，却各自带著致命的缺陷。

“患儿a，老大，男，出生体重2.4公斤。”江屿站在屏幕前，雷射笔的红色光点落在图像上，“完全性房室间隔缺损，主动脉弓离断，动脉导管依赖型肺循环。”

图像上，心臟的四个腔室在中线部位融合成一个巨大的“公共腔”，本该分隔左右心的房室间隔完全缺失。更致命的是主动脉弓在发出头臂干后突然中断，降主动脉的血流完全依赖未闭的动脉导管从肺动脉分流而来。

“患儿b，老二，女，出生体重2.3公斤。”江屿切换到下一张图，“同样完全性房室间隔缺损，但合併左心室流出道梗阻，主动脉瓣二叶畸形伴重度狭窄。”

第三个孩子的情况稍好，但依然凶险：“患儿c，老三，男，出生体重2.5公斤。法洛四联症合併肺动脉闭锁，肺血流依赖粗大的体肺侧支。”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新生儿科主任李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三胞胎，三个完全不同的复杂先心病。我乾儿科三十五年，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產科主任补充道：“母亲是41岁高龄產妇，试管婴儿，孕32周早產。產前超声只发现是多胎，但心臟结构显示不清。出生后三个孩子都出现紫紺、呼吸困难，转入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现在情况？”江屿问。

“都在呼吸机支持，前列腺素e1维持动脉导管开放。”新生儿科医生匯报，“血氧饱和度在70%-80%之间波动，乳酸持续升高。老大最危险——动脉导管如果闭合，主动脉弓离断会导致下半身缺血坏死。”

江屿看著三张小小的面孔照片——三个婴儿在暖箱里，身上插满管道，眼睛紧闭，皮肤因为缺氧呈淡紫色。他们是三胞胎，本该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经歷人生的每个阶段。但现在，他们可能连满月都活不到。

“手术方案？”麻醉科主任问出了关键问题。

江屿调出他昨晚连夜绘製的示意图：“三个孩子都需要分期手术。老大需要先做体肺分流术（bt分流）保证肺血流，同时做主动脉弓重建。二期再做房室间隔缺损修补。老二需要左心室流出道疏通加主动脉瓣成形，同时修补房室间隔缺损。老三需要体肺分流，二期做根治手术。”

他停顿了一下：“问题是顺序和时机。”

重症医学科主任嘆了口气：“以我们医院的设备和人力，同一时间只能全力救治一个孩子。如果三个孩子都等手术，可能一个都救不活。”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医学资源有限，医生不得不做出选择——即使选择的对象是三个刚出生的婴儿。

“家属情况？”江屿问。

社工科的张老师打开笔记本：“父亲是快递员，母亲是超市收银员。家庭月收入约6000元，租住在城郊自建房。试管婴儿花了他们全部积蓄还欠了债。三个孩子早產，在nicu每天费用约5000元，已经欠费3万。”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钱的问题像另一座山，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医保呢？”有人问。

“复杂先心病手术，医保报销比例约50%，但自付部分对於这个家庭依然是天文数字。”张老师说，“而且三个孩子都需要多次手术，总费用预估在80-100万。”

80-100万。对於一个年收入7万的家庭来说，需要不吃不喝十几年。

江屿想起王大山夫妇，想起他们为了救思思差点倾家荡產。但至少思思是一个孩子，这是三个。

他看向窗外。晨光已经完全照亮了天空，但会诊室里的气氛却比夜色更沉重。

“我有一个提议。”江屿缓缓开口，“联繫慈善基金会，申请三个孩子的医疗救助。同时，向全国徵集手术志愿者——我们可以把手术过程直播，作为教学案例，邀请顶尖专家远程指导，费用由参加医院分担。”

这个想法很大胆。新生儿心臟手术直播风险极高，稍有失误就会在全国同行面前“丟脸”。而且需要协调多方资源，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江医生，”李教授看著他，“你知道这意味著什么吗？如果手术失败，不只是失去一个孩子，还有医院的声誉，你的职业生涯……”

“我知道。”江屿打断他，“但如果我们不做，这三个孩子都会死。如果我们尝试，至少有一个——甚至三个——可能活下来。”

他走到白板前，写下三个时间点：“本周三做老大，周五做老二，下周一做老三。每台手术间隔两天，给团队休息和调整的时间。手术团队以我们医院为主，但邀请bj、上海的专家作为远程顾问。所有手术录像和病例资料，对全国基层医院开放。”

“为什么要开放？”有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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