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世昌右转舵將令已发，李徽寧此时正是该当向左右舷侧的广甲、济远、靖远等舰打出旗语。

他握著信號旗，向左右舷的“广甲”、“济远”、“靖远”打出“致远右转，独取吉野”的旗语——这是一个管旗在舰船变向时，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

偏偏邓世昌此时又仰首对远望台上的李徽寧大声说道：“吾仪，你下来吧。”

邓世昌那句“你下来”，声音不大，却像一颗钉子，把李徽寧钉在了远望台的木板上。

那声音又传来，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你下来。”

李徽寧低头，看见邓世昌仰著脸。硝烟从两人之间掠过，有那么一瞬间，管带的脸被烟雾模糊，只剩下那双眼睛——那双平日里锐利如鹰隼，此刻却柔和得像秋日湖水的眼睛。

“是！”李徽寧丟下信號旗。

黄蓝两色的旗子落在甲板上，被风吹著滚了几圈，卡在排水孔边。他没去捡，转身抓住软梯，手脚並用地往下爬。

梯子湿滑。海水混著血水，在绳结和木阶上结了一层黏腻的膜。他爬得很快，快到最后一阶时几乎是跳下去的——双脚重重砸在甲板上，震得脚踝发麻。

杨旭红在下面等著他。两人擦肩而过时，李徽寧抬起手掌。杨旭红愣了一下，也抬起手。

“啪。”

两只手掌在空中相击。不轻不重，短促而结实。

没有语言。但这一击里包含了所有：岗位的交接，责任的传递，还有——保重。

右舷，“靖远”舰已经减速。

管带叶祖珪站在舰桥上，正皱著眉头望向这边，抬手示意：“减速，让道。”

李徽寧跑到邓世昌面前时，呼吸还没平復。

他屈膝，行了半个礼——战时不拘全礼，这是北洋水师的规矩。

就听见邓世昌说：“起来。”

他站起来，垂手立正。

邓世昌没看他，而是转向身后的陈金揆。这位帮带此刻正咬牙切齿，嘴唇翕动，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把“扬威”管带林履中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

“度臣。”邓世昌叫他，声音很轻。

陈金揆猛地抬头。

“我房中，”邓世昌顿了顿，像是在回忆某个很久没打开的角落，“香案上，那个黄布包裹的书匣——你去帮我取来。”

这句话说得很慢。慢到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带著泥土和旧时阳光的气味。

陈金揆愣住了。

他盯著邓世昌看了足足五息，然后——缓缓转过头，看向李徽寧。

那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有不屑，有嫉妒，有困惑，但更多的，是一种恍然大悟后的悲凉。仿佛在这一瞬间，他看懂了邓世昌所有没说出口的话，看懂了这艘船、这个人、这场仗，最后的结局。

他的五官扭曲起来，像有无数句话在喉咙里打架，却一句也挤不出来。最后，他往甲板上狠狠啐了一口。唾沫混著血丝，在木板上溅开一小朵暗红的花。

然后他转身，大步走向后舱。脚步重得像是要把甲板踩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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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舰桥上只剩下两个人了。

邓世昌转过身，面向李徽寧。他脸上那种铁一般的凝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慈祥的笑意。眼角皱纹舒展开，那双总是紧蹙的寿眉垂下来，弯成温柔的弓形。

他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李徽寧的后脑。

触手处，是两次撞击留下的肿块——硬，热，像皮下埋了两颗滚烫的核桃。

“他们都说，”邓世昌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秘密，“你脑后反骨，像足了后汉的魏延。说这种人生性桀驁，不可重用。”

他的手指在肿块上按了按。

“只有我和子香不信。”

这带笑的责备，让李徽寧鼻腔一酸。

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他只在十四年前听过——那时私塾的先生將戒尺点在他后脑，笑骂：“玉枕骨这么硬，定是给孔圣人磕头时偷了懒！”

李徽寧全身僵硬。

不是因为疼——那点疼在此时此刻，根本不算什么。是因为邓世昌在摸他的头。这个动作太亲密，太不“邓世昌”了。四年来，这位管带最亲密的肢体接触，不过是训练时拍一下肩膀，或是犯错时用戒尺打一下手心。

像父亲摸儿子那样摸头？

从来没有过。

“玉枕穴不通。”邓世昌收回手，若有所思，“想是叩头叩得不够——你小时候，一定没好好给先生磕头。”

他说著，自己先笑了起来。不是平日那种克制的微笑，而是开怀的、仰首的哈哈大笑。笑声在海风和炮火声里飘出去，竟有种奇异的穿透力。

李徽寧呆呆地看著他。

这个笑容太陌生了。陌生到他突然想起一些几乎被遗忘的碎片——父亲。

李徽寧的父亲李唐，是河南郾城近百年最出名的教书先生。定远县一半的进士，都出自他的私塾。李徽寧五岁开蒙，七岁能背《论语》，十岁通《周易》，十四岁那年在府试中拿了案首。所有人都说，这孩子是状元之才。

然后，太平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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