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9月29日，奉天大帅府西厢密室

密室无窗，四壁掛满地图。中间长桌铺著三张巨幅测绘舆图：左为“辽吉黑三省地形与綹子活动区標註”，中为“东蒙各盟旗王公势力分布”，右为“日、俄、朝边境渗透据点示意图”。

桌旁只坐四人。

张瑾之坐在主位，左侧是谭海，面前摊开三本厚册子：《三省匪情密档》《蒙旗动向摘要》《边境异动周报》。右侧两人则是新面孔：高文彬，三十五六岁，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曾任剿匪部队营长，对各地土匪习性、活动规律了如指掌；韩云阶，四十许，蒙古族，精通蒙语、日语、俄语，歷任洮南道尹、东省特別区政务厅长，是东北政坛罕见的“矇事通”。

“开始。”张瑾之指尖轻点左侧地图，“高教官，你先说。我要听实话——这些綹子，到底有多少能打？多少人枪？多少能爭取？”

高文彬起身，抓起一根细木棍指向辽寧地区：“匪情分三种。第一种，纯粹惯匪，以劫掠为生，凶残成性，毫无家国念想。比如邵本良，”木棍点在东边道一带，“盘踞辽南十余年，部眾號称千五，实则能战者不过五六百，但装备不差，有轻机枪十余挺，多为劫掠商队、富户所得。此人嗜杀，好虐俘，仇视官府，曾扬言『官来剿我，我杀官；日来惹我，我亦杀日』，但只是嘴上狠话，实际儘量避免与日军衝突。”

“第二种，”木棍西移，指向盘山、台安，“老北风（张海天）。此人不同，原是贫苦渔民，被官府苛捐、地主逼租逼反，专劫大户、走私商，很少祸害贫民。部眾约八百，纪律相对较严，提出『三不抢』：不抢小贩、不抢郎中、不抢邮差。最重要的是——”高文彬顿了顿，“去年秋，日本关东军一小队以『剿匪』为名，闯入其活动区，强征粮食，侮辱妇女。老北风连夜设伏，击毙日军七人，缴枪十余支。事后关东军报復，烧毁三个村庄，老北风转移迅速，未与其硬拼，但梁子结下了。”

张瑾之眼睛微眯：“也就是说，他有抗日实跡。”

“是。但此人疑心极重，痛恨所有穿官衣的。我们曾三次招安，两次使者被砍了头送回来，最后一次被他扣了三个月，扒光衣服放回，带话：『告诉少帅，老子寧可当山大王，也不当他张家少爷的看门狗。』”

密室里有短暂寂静。谭海摇头：“这种悍匪，招安难度太大。”

“继续说。”张瑾之面色不变。

木棍移向吉林。“马玉林，绰號草上飞，活动于吉黑边界。此人狡猾，明面已於去年接受吉林省政府『招安』，被编为『山林警备队第三支队』，领少校衔，吃官粮。实则『亦兵亦匪』：穿著军装剿匪时，他是马队长；脱下军装蒙上面，他就是草上飞。专劫日、俄商队，偶尔也劫本地富商，但分寸拿捏极好，从不碰有背景的官商。部眾三百余，皆骑马，来去如风。”

“牡丹江一带，座山雕（张乐山），老牌惯匪，在此地盘踞近二十年。此人特点是不扩张，不张扬，守著几个山头，向过往商队收『买路钱』，规矩是『交钱不伤命，交枪不杀人』。与当地乡绅、甚至部分基层官员有微妙默契。部眾二百左右，装备普通，但地形极熟，剿了三次，次次扑空。”

最后指向黑龙江。“谢文东，依兰县土龙山一带新崛起的綹子。此人原是富户，读过私塾，因与当地豪强爭地结仇，家破人亡，遂拉杆子上山。部眾发展极快，现已近千，成分复杂：有破產农民、逃兵、猎户、挖参客。此人懂策略，不滥杀，提出『杀富济贫』，在穷苦百姓中有些名声。去年曾与俄国流窜过来的白匪残兵打了一仗，胜了，缴获一批莫辛-纳甘步枪。”

高文彬放下木棍，总结道：“三省大小綹子，有名號者不下百股。卑职以为，可爭取者不过三成，其中真正有战力、有胆量抗日者，恐不足十股。余者，或首鼠两端，或唯利是图，或根本就是日、俄暗中圈养的狗。”

张瑾之不置可否，看向韩云阶：“蒙古那边呢？”

韩云阶起身，他的木棍指向东蒙广袤的草原：“蒙古王公，核心诉求並非作乱，而是保旗、保权、保传统。自清末放垦、设省、建县以来，盟旗土地被侵夺，王公权力被架空，此乃百年积怨。现下各旗態度，可分四类。”

木棍点向察哈尔、锡林郭勒一带：“第一类，野心投机者，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 为首。此人年轻，有抱负，不甘於盟旗地位沦落，一心推动『蒙古高度自治』，甚至暗藏『復蒙』野心。他近年频繁与日本人接触，日方许以军火、金钱，助其训练卫队，实则是想扶植傀儡，肢解中国北疆。德王未必不知，但他想借日本之力达成目的，是谓与虎谋皮。”

“第二类，”木棍西移，指向乌兰察布盟，“云端旺楚克。此人稳重，所求是盟旗自主权，反对省府任意设县、放垦。他亦寻求外部支持，但与德王不同，他同时接触苏联、南京，待价而沽。去年曾发起『百灵庙自治会议』，联合十余名王公，向南京施压，要求承认盟旗传统权益。”

“第三类，”木棍指向最西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这位王爷態度明確：阿拉善地处偏远，只求自保。他抵制一切外部势力渗透——无论是日、俄，还是省府、中央。他的诉求很简单：承认阿拉善旗自治地位，不派官，不驻军，不禁商贸。为此，他维持著一支约五百人的精锐骑兵，装备不亚於省防军。”

“第四类，”木棍回到哲里木盟，“齐默特色木丕勒。他是盟长，焦点在协调盟內各旗利益，特別是愈演愈烈的『垦务衝突』——汉民垦荒与蒙民牧地之爭。他需要的是省府和中央的权威背书，来平衡內部，压制衝突。此人务实，反感德王的激进，但若省府处置不当，也可能被推向对立面。”

韩云阶放下木棍，语气凝重：“少帅，蒙古之事，关键在於『信』与『利』。王公们不信汉官，因百年欺凌。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利益保障：土地权、治权、世袭权。若能满足，数万蒙古骑兵可为臂助；若不能，则可能尽数为敌，或为日人所用。眼下，日本特务正以『帮助蒙古民族自治』为幌子，在草原上活跃异常。”

张瑾之默默听完，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密室中只余这规律的轻响。

“高教官，”他忽然开口，“若我要剿灭如盖中华这般纯粹惯匪，需多少兵力，多少时间，多大代价？”

高文彬略一思索：“盖中华占据辽南山区，地形复杂，耳目眾多。若调一旅精锐（约五千人），周密部署，断其粮道，清剿其眼线，步步为营压缩，需时两到三月，伤亡预计在五百人上下，耗费军餉弹药约二十万大洋。且——”他顿了顿，“必有殃及池鱼，百姓流离，战后重建、安抚又是巨资。”

“若我要招安老北风这类有血性、有底线、打过鬼子的匪，成功的把握有几成？需付出什么代价？”

“不足三成。”高文彬直言，“代价极大。第一，需有分量极重、他信得过的人作保。第二，招安条件非比寻常：不能拆散其部眾，需成建制改编，保持相对独立。第三，需给予实职实权，至少是团长，驻防其熟悉地域。第四，需一次性给予充足安家费、粮餉、被服。第五，也是最难的——需让他相信，招安后不是去当炮灰，而是真抗日，且长官不背后捅刀。”

张瑾之点头，又问韩云阶：“若我要稳住蒙古诸王公，至少让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倒向日本，需要给出什么？”

韩云阶沉吟道：“需分而治之，因人施策。对德王，需高压与怀柔並用：明示中央与东北军绝不允分裂之决心，同时许以『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副主席实职，参与管理蒙旗事务，並暗中支持其与云端旺楚克等温和派竞爭盟旗领袖地位，使其无暇全力投日。”

“对云端旺楚克等务实派，可承认其『百灵庙会议』部分合理诉求，承诺修改垦务章程，保障牧民生计，並以官方渠道，助其与南京沟通，给予其『蒙旗民意代表』的政治地位。”

“对达理扎雅，最简单：承认阿拉善旗特殊地位，缔结互不侵犯、平等商贸条约，甚至可售其一些军火，助其自保，换取其承诺不允外势力过境。”

“对齐默特色木丕勒，需助其调解垦务衝突。可派大员，与盟旗、省府、垦民代表三方会谈，划定农牧界线，建立纠纷仲裁机制。他稳定了內部，便无心亦无力外生事端。”

韩云阶总结：“总之，需让王公们看到，跟咱们走，土地、权力、面子都能保住，且无灭族之危；跟日本人走，纵得一时之利，终是傀儡，且必遭中央雷霆打击。其中分寸拿捏，需极精准，一人不妥，满盘皆输。”

张瑾之停止敲击桌面，密室陷入一片深思的寂静。油灯灯花爆了一下。

“所以，”他缓缓开口，目光如炬，“我们不能剿，至少不能大剿。剿，耗钱、耗力、耗时间，还製造新仇恨，把本可爭取的力量推向敌人。我们也不能简单招安，土匪不是傻子，空头官衔餵不饱他们，更买不来忠心。”

他站起身，走到三幅地图前，背影在墙上投出巨大的影子。

“我们要做的，是改造，是整合，是给一条谁都给不了的新路。”

他转身，目光灼灼：“高教官，你亲自去一趟辽西。不要带大队人马，只带两个机灵的卫兵，扮成收山货的商人。找到老北风，告诉他三句话。”

“第一句：张瑾之说了，以前官府对不起你，对不住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弟兄。这错，他认。”

高文彬和谭海同时一震。少帅向土匪认错？

“第二句：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不是小打，是要占咱们整个东北，杀咱们的父老，抢咱们的土地，把咱们的子子孙孙当奴隶。到那时，没有山大王，也没有张大帅，只有亡国奴。”

“第三句：我张瑾之，从今天起，不给自己张家打天下，要给三千万东北老百姓打一个活路。我要分地，要减租，要建工厂，要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但我缺人，缺敢跟日本人玩命的狠人。你老北风要是条汉子，要是还记得自己是华夏人，就来帮我。条件你开：队伍你可以自己带，地盘你可以自己选，但必须听我调遣打鬼子。钱、粮、枪、弹，我供。打下的地盘，治理权可以商量。只有一条——祸害百姓，杀无赦。”

张瑾之盯著高文彬：“你把这三句话，原封不动带给他。告诉他，我给他十天考虑。十天后，若愿谈，你安排地方，我亲自去见他，不带卫队，就我和他，面对面谈。若不愿，从此江湖路远，但若日后他敢帮日本人，或祸害抗日军民，我张瑾之追到天涯海角，也必斩他。”

高文彬喉咙发乾，用力点头：“卑职明白！十天內，必传话到。”

“至於盖中华，”张瑾之语气转冷，“让驻辽南的於芷山旅动一动。不要剿，围。把他常活动的几个山口、水源，给我卡住。断他外界的盐、铁、药品来源。同时，派人接触他手下几个得力的『炮头』，许以重利，暗中分化。再散出消息：张瑾之要整顿辽南，首要目標是剿灭为祸最烈、民愤最大的綹子。名单上，盖中华排第一。但若有人能阵前倒戈，或献上盖中华人头，既往不咎，按功行赏。”

这是剿抚並用，区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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