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十月十六日，午，纽约曼哈顿下城

从旧金山到纽约的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当何世礼一行人走出宾夕法尼亚车站时，纽约正下著深秋的冷雨。雨不大，但细密绵长，將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片灰濛濛的水汽中。

车站外，景象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不是旧金山码头那种帐篷连营的淒凉，而是一种更触目惊心的对比——车站对面的公园里，流浪汉在长椅上蜷缩，身上盖著报纸。而几步之隔的百老匯大街上，西装革履的男人们匆匆走过，手里拿著公文包，对公园里的景象视若无睹。更远处，那些摩天大楼在雨雾中若隱若现，像一根根刺向天空的灰色巨剑。

“这里就是纽约。”伊雅格低声说，他今天换了一身更正式的黑色大衣，手里提著皮箱，“华尔街在北边，洛克菲勒中心在西边，摩根银行在东边。这座城市的每个街区，都住著能影响世界的人。”

车来了，是两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司机穿著制服，沉默地帮他们放好行李。车驶过第五大道时，何世礼看见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模特穿著华丽的皮草，旁边贴著“清仓大甩卖”的標语。而橱窗外，一个妇人正从垃圾桶里翻找食物。

“让诸位见笑了。”伊雅格苦笑，“这就是现在的美国——一半是天堂，一半是地狱。”

车停在华尔道夫酒店门口。这是纽约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大理石外墙，青铜旋转门，门童穿著笔挺的制服，伞已经撑好。办理入住时，前台的態度比旧金山更恭敬——也许是伊雅格提前打点过，也许是一行人穿著体面，但何世礼注意到，前台多看了他们的亚洲面孔几眼。

房间在十八楼，是套房。窗外就是中央公园，秋雨中的公园一片萧瑟，树木的叶子落了大半。

“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准备。”何世礼放下行李，对眾人说，“明早十点，盖茨先生的办公室。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四个人立刻开始工作。王振鐸和李文秀整理地质报告，將关键数据做成图表，翻译成最精准的英文。周慕文核算財务模型，计算不同投资规模下的回报率、回收期、风险係数。何世礼则反覆推演谈判策略——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对方可能问什么，如何回答。

伊雅格在傍晚时分送来消息：“盖茨先生的秘书来电话確认，明早的会议，除了盖茨先生本人，还有两位客人——戴维森先生，摩根银行的副总裁；斯特里克兰先生，標准石油的特別顾问。”

房间里一阵低呼。摩根银行代表金融资本，標准石油代表工业资本，盖茨把这两边的人都请来了，说明他真把这当回事。

“但也是考验。”周慕文推了推眼镜，“如果过不了这两位的关，就没下文了。”

“所以我们必须一次成功。”何世礼说。

十月十七日，晨九时三十分，华尔街四十號

雨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何世礼和周慕文站在摩根银行大厦对面，仰头望著这座二十三层的花岗岩建筑。它不像周围那些装饰华丽的建筑，而是方方正正，厚重沉稳，像一头蹲伏的巨兽。

“这就是金融的权力中心。”周慕文低声说，“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能让一个国家兴起或崩溃。”

何世礼点点头，整了整领带。他今天穿著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外面是黑色大衣，手里提著那个黑色皮质文件夹。周慕文也是同样装束，两人看起来完全是在华尔街工作的银行家——如果不看脸的话。

九时四十五分，他们走进大厦。大厅高得惊人，大理石地面光可鑑人，穹顶上绘著宗教题材的壁画。穿行的人们步履匆匆，电话铃声、打字机声、谈话声在大厅里迴荡，形成一种特殊的、令人窒息的喧囂。

盖茨先生的办公室在十八楼。电梯是黄铜的，门童沉默地操作著。电梯上升时，何世礼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不是害怕，是一种即將进入战场的兴奋。

门开了。十八楼很安静，厚地毯吞没了所有脚步声。秘书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戴著夹鼻眼镜，面无表情地引他们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但陈设奢华。深红色的桃花心木长桌，高背皮椅，墙上掛著几幅油画，都是海景——帆船、灯塔、暴风雨中的港口。窗户正对著东河，河面上货轮来往，对岸布鲁克林的工厂烟囱冒著浓烟。

盖茨先生已经在了。他坐在轮椅上，今天穿著深蓝色的西装，膝盖上依然盖著毛毯。看见他们进来，他微微点头：“何先生，周先生，请坐。”

两人在长桌对面坐下。刚坐定，门又开了，走进来两个人。

走在前面的五十多岁，瘦高，鹰鉤鼻，眼神锐利得像刀子，是戴维森。后面的稍年轻些，圆脸，戴著金丝眼镜，笑容可掬，是斯特里克兰。

“这位是戴维森先生，摩根银行的。”盖茨介绍，“这位是斯特里克兰先生，標准石油的。两位，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从中国来的何先生、周先生。”

握手，寒暄，坐下。秘书送上咖啡，然后悄声退下，关上门。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汽笛声，隱约传来。

“何先生，”盖茨开口，声音平静，“三天前在旧金山，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你说东北有市场，有资源，有机会。现在，请你详细说说。”

何世礼深吸一口气，打开文件夹。

“盖茨先生，戴维森先生，斯特里克兰先生。”他声音清晰，不疾不徐，“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戴维森挑眉：“何先生，我们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是生意。”何世礼直视他，“如果我说，美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市场，是能让工厂重新开工、工人重新就业、资本重新流动的市场。对吗？”

斯特里克兰笑了，笑容温和但疏离：“这个结论，报纸上每天都有。关键不是需要什么，是去哪里找。”

“去东北。”何世礼说，“去华夏联邦。”

他从文件夹里取出第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这是东北三省的经济数据。人口三千万，耕地面积两亿亩，煤年產量一千万吨，铁年產量八十万吨。但工业化程度不足百分之十，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农村，用著最原始的工具，过著最简陋的生活。”

戴维森扫了一眼数据，没说话。

“这意味著什么？”何世礼继续说，“意味著一个巨大的、正在甦醒的市场。三千万人，要穿衣，要吃饭，要住房，要交通，要教育，要医疗。他们需要多少棉布？多少钢铁？多少机器？多少车辆？”

他翻开第二份文件：“少帅在东北推行的改革，土地重分让农民有了购买力，工厂建设让工人有了收入，学校开办让孩子有了未来。这些，都在创造需求。而美国，”他顿了顿，“有满足这些需求的一切能力。你们的工厂能造纺织机，能產拖拉机，能建发电厂。但如果没有买家，这些能力就是浪费。”

斯特里克兰点点头：“很诱人的描述。但何先生，你忽略了一个问题——政治风险。东北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南京政府也虎视眈眈。我们在那里的投资，安全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何世礼翻开第三份文件，“少帅的改革，不只是经济改革，是整体性的国家建设。他在整顿军队，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力量。他在整合资源，建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他在培养人才，建立可持续的发展基础。这些，都是在为东北的未来打基础，也是在为投资者的安全提供保障。”

戴维森终於开口，声音冷硬：“何先生，漂亮话谁都会说。我们要看的是数据，是可行性，是回报率。你说东北有市场，具体多大？你说投资安全，具体多安全？你说有回报，具体多少，多长时间？”

周慕文接话，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厚厚一沓表格：“戴维森先生，这是我们的財务模型。基於不同投资规模——五百万、一千万、两千万美元——在不同行业——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的投资回报预测。”

他將表格分发给三人：“以钢铁行业为例。东北现有钢铁年產量八十万吨，而实际需求至少两百万吨。如果投资五百万美元扩建本溪钢厂，年產能可增加五十万吨。按当前钢价，年利润可达一百五十万美元，投资回收期三点三年。这还不包括带动的採矿、运输、机械製造等相关產业。”

戴维森仔细看著表格，手指在数字上滑动。他是银行家，懂数据，看得出这份模型的扎实——假设合理，计算精確，风险因素也考虑到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他指著表格一角，“你们假设政治稳定，但这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如果日本人动手，如果南京干预，如果內部叛乱，所有这些数字，都会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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